文/赖非
读过历史的人
都知道夏、商、周、春秋、战国、两汉、三国、晋南北朝……
没有读过历史的人
也知道中国有四千年的文明史
教科书上是这样写的
中国历史年表也是这样标示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地下文物不断出土，学术界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产生了极大兴趣。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在1977年7月14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认为中国文明史的起源远在6000年前。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唐先生的根据是山东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陶尊文字。按照经典作家的理论，文明的开端是从文字的出现开始的，而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图像文字。
因此说，大汶口文化已经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表面看来，观点的得出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大汶口文化从出现，到它被龙山文化取代，其间延续了1400年的时间（距今6000——4600年）。而唐先生所依据的带有图像文字的陶尊残片都是采集品（从遗址上拣来的），它们处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阶段、中期阶段、还是晚期阶段呢？并不清楚。考古学田野操作规程规定，采集品是不能作为直接证据的，因为它没有地层根据，不知道它是从哪一层来的。不知道它的层属，也就不知道它更确切的时间。这样，唐先生的研究，看似非常严密地科学论断，却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隐藏着很大的“硬伤”。
如此说来，唐先生的文章好像成了一个伪命题？！问题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它的价值首先在于给考古界提出了一个重要任务——寻找带有图像文字的陶尊的地层依据，以确定陶尊及其图像文字的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距今年代）。
为此，考古界进行着各种努力。
山东省博物馆则把工作的重点直接放在曾经采集到陶尊残片的莒县陵阳河遗址上。课题领队由当时的文管部主任王思礼先生担任，1964年，他曾在陵阳河遗址上做过发掘，清理了5座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小型墓葬。
我刚毕业不久，1978年秋冬两季参加了诸城呈子遗址的发掘与整理。1979年春，文管部主要人力移师于莒县陵阳河，因此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意义重大的考古发掘。
进入工地的时间原定在3月12号。这个时间刚过春节不久，大田里的冰冻还未完全化解，大规模动土有一定困难，所以我们只能做些遗址周围环境的调查。
4月3日，布方发掘正式开始，工作的重点放在遗址的北半部，即有可能是墓葬区的地方。这里靠近陵阳河河床，陶尊残片大都是从这里采集到的。
陵阳河乃季节性河，由东部群山发源，向西蜿蜒流经数十公里进入沭河。夏季洪水涨发时，河水夹带着大量砂粒冲流下来，把河床抬高了二、三尺厚。说是布方发掘，实际上河床及靠近河床的地带都是由砂子堆积起来的，去掉砂子，才能见到“文化层”，因此我们的任务首先是翻走砂子。
一干两个多星期，天天都是翻砂子。砂子下面是生土，基本上见不到任何文化堆积。省馆里有事，王思礼先生回了济南，工地上的工作照常进行。没有任何发现，也就没有任何希望。泄了气的去忙别的，没泄气的与民工们一起继续翻砂子，从早干到晚，按时上、下班。
这一天是陵阳集，集市的中心在陵阳河河滩里，离我们的考古工地只有一百多米。陵阳集是方圆几十里的大集，5天一集，赶集的人特别多。各种买卖都有：牲口市里猪呀羊呀咩哇乱叫；说书的、唱戏的，天不亮就来占摊位，唱着当地人最爱听的“走狗子戏”；供销社饭店的地锅煎包，还有杂烩汤的香味，顺风飘到我们工地上，引得那些耳馋嘴馋的民工们早就想去逛一番。莒县博物馆苏兆庆先生作为工地负责人之一，同意了他们早下班的请求。
距中午饭还有一段时间，我与苏先生便围着工地来回转。瞪大眼睛，边看边议，多么期望能从砂堆里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议论着：公社文书赵明录先生能从河滩里捡到文物，捡到刻着图像文字的陶尊残片，我们怎么啥东西也见不到呢？是地点不对吗？还是层位不对！还是其它……但无论如何，我俩都坚信：赵先生能捡到，我们也能找到。
春天的陵阳河正是枯水期，只有靠近河道中央的地方，才有很窄很浅的细流流过。来到水边，我俩蹲下来洗手，准备回驻地吃午饭。不经意间，就在我们洗手的地方，苏先生指着一块陶片说：“这就是陶尊残片。”
我惊奇的几乎要叫起了，“是吗？”我俩用手扳了扳，扳不动，好像埋得很深。
“是的，没错。”苏先生有把握地说。
俩人二话没说，好不迟缓，双手扒开砂子，沿着陶尊残片露出的线索一直往南扒。
这里的砂层不算太厚，仅有10-20厘米，一边扒，一边陆续露出一些陶片来。我们猜想很可能是一座灰坑或墓葬，心中的高兴劲就甭提了。边说边扒，一直扒到周围再没有陶片露出来的地方。啊!非常清楚，长方形，显然是一座墓的规模与范围。上层填土大部分被河水冲掉，只剩下墓底部分，裸露的陶片就是它的随葬品。
回到驻地，我们把消息告诉了大家，大家的心情同我俩一样兴奋。下午，又派人到公社邮电所打电话报告了王思礼先生。
我们迫不及待，第二天便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发掘。王思礼先生也很快赶到陵阳河。按照六十年代已发掘的五座小墓的顺序，该墓编号为：1979陵阳M6。
6号墓长4.5米，宽3.8米，有木椁。随葬品206件，酒器占最大比例，特别是成套的酒器（包括发酵器、滤酒器、盛酒器、饮酒器）最引人注目，是以前大汶口文化发掘中从未见过的种类、数量与质量。其中，陶尊是最耀眼的发现。21件猪下颌骨，也是这时期随葬最多的一座墓。猪下颌在当时被看作财富的象征，一般墓只随葬两、三件，如此大的数量，足见墓主人的地位之高。这就是后来被学术界议为“陵阳”古国首领的那座墓葬，它是我学考古以来发掘的第一座新石器时代的墓葬。
1979陵阳M6
6号墓发掘完成后，我们又在此南不远处找到了7号墓、8号墓……39号墓。
第二年又发掘了六座小墓，随后，县博物馆又陆续清理了几座，总计起来，陵阳河墓地共发掘了六十多座墓葬。
从考古研究的角度分析，这批墓可以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它们分区而葬。大墓有木椁，随葬品丰富，质量佳美，一般都随葬一件陶尊，其腹部刻有图像文字，有的还涂上朱色。共发现了13字，7种。中型墓的规模与随葬品次于大型墓；而小型墓最可怜，有的仅有三、四件简陋的陶器。
陵阳河墓地的发掘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近四十年来，关于这批资料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成就卓著。大多数学者认为，陵阳河墓葬所处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贫富差别悬殊，社会分化深刻，已进入阶级社会，建立了古国。陶尊图像文字的出现，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到来。它的绝对年代，根据地层遗物与墓葬随葬品C14测定，距今5000年。
陵阳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确认了中华文明开始的起点。从此，中国在所有的官方文件与教科书中，都明确地告诉全世界，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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