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知识信心危机

Donald Schön

professional:职业？专业？专家？职业人士？专业人士？根据语境代入，我难以找出每一处对应的准确翻译。
1 专业对我们社会的运转变得必不可少。我们通过专业人士尤其是专门受训来完成社会主要工作的专业人士来管理社会，包括国防、教育……等方面。我们主要的正式机构，学校、医院……都是专业活动磨砺的场所。我们期盼着专业人士来定义、解决我们的问题，并且希望专业人士争取社会进步。在所有这些我们尊重的专业的功能中，Everett Hughes 称之为“所谓‘专业’在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事务中的卓越知识“。直译译不准确，我的理解是：在重要的社会事务中，专业’往往具有影响其的卓越知识。作为回报，我们给了专业人士很多特权。因此，职业生涯是令人垂涎的，专业工作的报酬丰厚。而且一般不会发生专业人士不关注自己职业形象的情形。就像某位作者曾经问过的，是否几乎每个人都专业化了？

2 尽管如此，专业知识信心危机的增长信号依然会出现。我们目睹了很多职业人士的丑闻，如以权谋私的律师、医生，我们还遇到专业行为导致的可见失败。为社会问题提供的专业解决方案会导致超过社会问题本身的意外结果。专业构思产生和评估过的新技术反而会对社会造成大量意外后果：比如高度专业的战争。专业人士自己也对国家重要问题有意见分歧，并给出互相矛盾的建议，对那些专业活动所带来的问题也存在这些现象。

3 结果导致大众对专业活动失败的责备和对专业判断的信心缺失。有尖锐的社会呼声，呼吁对专业活动加以外部监管，努力建立社会组织来对抗专业化的推荐政策，并且对专业失效进行法律起诉。即使在最好的医学院、法学院，有反叛精神的学生也会自曝专业教育中的缺陷。

4 但是对专业人士特权——他们的决定、对社会的控制、自治权——的质疑，已经扎根于更深层次，即对专业人士在人类重大问题上卓越知识的质疑。专业人士的特权导致的问题被社会公众所质疑，这种质疑也蔓延到公众对专业人士的专业知识的质疑上了。这种怀疑论有几种形式，除了上面提到的公众信心缺失外，还有一些左翼人士如Ivan Illich（西方的左翼，支持平权、自由、公开等）对专业的恶毒的意识形态攻击，他们对专业知识进行大规模的揭穿。另外有人指出专业人士将专业知识错用在个人利益中，还错用在权利精英的利益中，来保持他们对社会其他部分的支配地位。最后也是最显著的，近期流出的迹象表明，专业人士自身也对他们卓越知识缺乏信心。

5 就像1963年一样短暂（指美国发生了JFK遇刺、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等诸多社会事件），美国艺术科学学院的著名期刊《Daedalus》（代达罗斯）刊登了关于专业的观点：“活在美国的一百种方式中，你的专业都是成功的。”《Daedalus》的编辑认为成功的原因在于社会对新发现的职业能提供的服务有不断增长的需要，并且能在近乎所有实践领域扩张。翻得太绕了，我的理解是：代达罗斯认为美国人所处的社会环境让他们的专业前景很好。《Daedalus》的文章这样写道：
我们已经为职业培训贡献了很大一部分GDP……很快“知识工业”会扮演如美国出现100年前（1860年代）铁路工业那样的关键角色……这十五年（1955-1970）的中间点，我们尝试并成功让大学教授数量翻倍，更困难的是同时进行的宏伟扩张计划——增加传统行业专业人士。新职业的激增和商业生活的日益专业化。当前美国对专业的认识更深、依赖更重。Thorsten Veblen的60年专业化社会梦想接近实现。 二战结束后欧洲百废待兴，美国处于黄金时期，新的科学和技术带来的新兴专业需求让专业的前景看起来是十分美好的，美国社会的专业将进一步细分。

6 《Daedalus》的编辑们的看法绝不是孤立的。大众相信对技术性专业的社会需要同时导致其迅速增长。专业知识工业已经开始形成，Richard Hofstadter写到过自我满足的“普通人”——
必须用设备才能做饭，专业知识支配着人。当你坐下吃早饭看报纸时，报纸上的内容也不是普通人能评判的。“ 普通人没法取评价已经广泛细分的社会专业内容，比如洗碗机。

7 JFK在1962年的耶鲁演讲中说：“去参与解决我们周边的问题，复杂棘手的问题需要最细致的解决方案。”

8 很多文章提到过围绕专业能力的“第二次科学革命”会创造出“知识化社会”、“活的社会”、“后工业化社会”：
研究工作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受训来解决大量自然和社会问题的人数急剧上升，这些活动的扩展导致政治生活中出现新的实体、“第二次科学革命”反映了对科学知识角色的推崇，还反映了西方社会组织结构和科学技能的合并。 专业人士的增加也导致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专业人士在政治生活中影响力变大。

9 专业体力劳动者从1900年的4%增长到1950年的8%到1966年的13%。Daniel Bell预测技术工人到1975年会达到15%，2000年会达到25%（这个分母是所有劳动者，不包括学生、老人等）。“专家必须是他的领域最好的那个，对他而言重要的是其他专业人士能挑战得了他吗？”即使是批评家也承认，没有专业人士就没有现代化国家。专业工作者必须在自己的领域做到最好，不然会有随时被替代的危险。

10 同时，专业人士面临着专业需求升级的挑战，转变时专业人士会背负重大压力。《Daedalus》的一篇医学文章为交了太多税的内科医生发声，因为医生们必须承担协调专业事务的增加的任务。另一篇科学文章提到在官僚主义下进行科学专业研究存在危险。法律代表提到在压力下维持判决独立性也存在难度。“真正的问题是提供广泛的合法的服务”以及管理“海量的未处理数据”的难题。其他职业也有相似的顾虑。如Kenneth Lynn观察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研讨会中有多少贡献者强调了牧师、教师、医生和科学家等职业制造的多重要求。 这段没看明白前后逻辑。应该是指专业人士面对着多重压力。

11 几乎所有文章中，听起来最尖锐的问题是成功归因相关的。用Bernard Barber的话就是：
泛化的知识和职业行为社会定位特征是我们社会中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我们的社会只能通过扩张职业行为的范围来维持基础特征。 我的理解是：美国社会缺少纵向扩展的能力，社会职能的扩展只能通过不断细分、不断出现的新的职业进行，职业对应相应的最小社会功能。

12 专业人士的成功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工业”的扩张将严谨、诚实、社会定位导致专业功能应用到美国式生活的问题和目标中。

13 唯一不和谐的声音是来自城市规划和神职人员的代表。James Gustafson谈到“牧师的困境”：
在思想上、在机构化生活和工作中，对传统保持忠诚。但仅保持对古老传统的忠诚无法帮助其验证当代有效性。“相关问题”指出这种困境的现实…… 看得我云里雾里，大意可能是城乡规划师和神职人员这类职业必须遵从他们的经典（已有的、无法改变的城市布局，以及宗教圣书），同时他们也没法保证这些经典的东西在当前是正确的、有效的。

14 William Alonso提到他的职业“理解滞后”：
过去半个世纪我们的城市已经超出我们的观念和工具了，我尝试展示对改变的理解滞后的情况，而这种变化所伴随的城市规模变化让我们采用并不适用的补救措施……“ 职业发展跟不上生产力变化的速度，职业对城市问题的理解存在滞后。

15 在1963到1981年这个节点，理解滞后、不适应的补救措施、职业的困境变成常态，有信心说知识工业会成功之类的言论很难听到了。专业人士和外行都经历很多了很多公共事件（越战、水门等）的拖累。这些事件破坏了人们对专业合法性和专家能力的信任。可以总结这几段，《Daedalus》在1963年提出的职业前景很美好的观点只存在了非常短暂的时间，之后（1963年起）美国主流社会对于专业人士的信任降到冰点，原因包括：理解滞后（专业人士对问题的看法跟不上城市发展）、不适应的补救措施（专业人士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引起巨大争论）和职业的困境（有些职业不得不对传统保持忠诚，而这些传统不一定适合于当前的情形）。外部原因：冷战、意识形态交锋、黑人民权运动带来的社会认识改变，科学技术革命（物理、机械、计算机）带来的新的专业领域和新的世界观。

16 美国好像被卷入一场战争，科学、技术、公共事务的代表都对这场战争无能为力。相反，专业人士看起来更愿意延续这场战争。我有点无法理解？这场战争不就是针对专业人士自己的吗，也许是冲突带来机遇让他们对延续战争更感兴趣？

17 一系列国家危机：恶化的城市问题、贫困、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看起来扎根于更深层次——科学、技术、公共政策想要缓和问题的措施之中。想缓解国家危机的措施适得其反。

18 政府支持的解决危机的手段没起到预期效果；确实，政府经常加剧了这些危机。太空探索的成功经验看起来不能用于解决公共生活中科学、技术、政治、经济问题。终于找到中文版一个明显错误，the space program不是“空间规划”，是“太空探索项目”。“技术修复”类似的观念变得臭不可闻。指利用高新技术去解决社会问题。确实，专业人士用于解决问题的方案变得比问题更加糟糕，正如1960年代初期城市发展破坏了原有的社区那样。William Alonso批评城市发展的非预期结果可能是潜在理论的薄弱所导致的。所以在各个领域，如住房、犯罪判决……中保证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些精心设计和专家提倡的方案后来是被认为有问题。解决方案无效、制造新的问题，因为其依赖的理论是薄弱、不完整的。对一些批评家来说，社会的公共困境过去被认为只有专业人士可以解决，现在更像道德和政治的两难选择中才能发现解决方案。公共问题变成利益的博弈了，用专业知识解决会适得其反，为什么会这样？专业知识不够专业，起码在公共问题领域，专业知识没有将道德、政治等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

19 少数族裔平权和和平的倡导者也是专业人士的反对者，因为他们认为专业人士是既得利益者的工具。环境污染、消费者地位低下、过高的不公平的医疗费用……等等问题让科学家、专业人士发现自己变成了小人。

20 职业短缺变成了专业供过于求。1970年的调查显示美国对各个教育层级的教师的需求被高估。科学工作者和技术人员的短缺在1950年代末同样显现出来，但是这种短缺在1960年代中期消失了。即使是被讨论最多的内科医生短缺在1970年代初才被注意到并不是真正的医生人数短缺，而是医生不愿去需要他们的地方工作。专业人才的短缺在1963-1981年是假象。

21 随着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丑闻的曝光，水门事件（尼克松的竞选丑闻）及其后续影响，专业在公众眼中被严重玷污。很明显专业人士们对自己要求不高，没达到一般公众要求的道德水平。和其他人（外行）一样，他们准备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谋取私利。

22 久而久之，这些事情不仅破坏了社会正常程序，公众对他们潜在的干预策略和世界模型产生怀疑，更是产生了一种普遍感觉：现象的复杂性，而这应该是科学家和专业人士试图处理的。这句太绕了，我的理解是：公众直接就认为有些难题就是过于复杂而没法解决，专业人士受训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公众认为他们的方法论有问题，没法解决。1960年代中和1970年代初的事件侵蚀了公众的信心，也侵蚀了专业人士自己的信心。他们认为存在一种物质理论和技术可以消除困扰社会的麻烦。怎么可能？专业人士也被这些事情搞魔怔了，试图找出杀死人狼的银弹？软件行业有篇经典的《没有银弹》：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手段让软件开发效率能提升一个数量级（10倍），因为软件问题永远是本质上复杂的。在其他专业行业可能存在更高效的技术手段，但是从文章上面写的来看公众对专业信心的缺失是实实在在的人祸导致的，所以不可能有什么物质理论和技术能消除困扰社会的麻烦。

23 到1982年，没有什么职业会像1963年《Daedalus》所写的那样宣称自己是成功的。尽管年轻人仍然渴望从事明显安全和回报高的职业工作，而这些职业处于信心和合法性危机之中。在公众抗议、社会批评和专业人士自己的抗议中，长期维持的专业人士对知识的垄断和社会的支配情况受到挑战——首先专业人士没有恪守他们所支持的价值观和规范，其次他们是没用的。

24 专业人士主张为社会作贡献，将客户需求放在自己的需求之前，并且能在能力和道德标准上把持自我。但是流行的（世俗的）和学术的批评都认为专业人士服务自己的优先级更高，忽视自己为公众服务的义务，而且他们的自我监督是失败的。某个观察家指出：“专业的能力越强，大众服务松散化和提升从业者（从业者可能是指社会地位没有那么高的普通工作者，但是30几段和40几段中用到的practitioner一词可能和这边的“从业者”有所区别，后面的practitioner是专业实践中的“实践者”的意思，但我还是统一用了“从业者”这个翻译）的利益所面临的危险就越严重。调查显示，专业人士对于服务的收费过高，而且歧视贫穷、无权无势的人，喜欢为权贵服务，并且拒绝公众对他们的指望（专业人士可以做，但没必要，还不想公众管他们）。说到底专业人士还是为利益所服务，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管和社会责任心。年轻的专业人士和学生发现，专业并没有对专业应该所推广的价值有所兴趣：律师对公平或正义不感兴趣；医生对医疗卫生资源的公平分配不感兴趣；科学家和工程师对技术的安全性和慈善工作不感兴趣。专业人士们只顾利益和自己眼前所做的事情，忽视了他们的专业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专业产生了道德滑坡和信心危机。

25 专业无效化的证据表示在被学术届和记者称为专业管理灾难：越战、猪湾事件（1961年，美国侵略古巴失败）、三哩岛核泄漏（1979年，《金刚狼1》结尾死侍和金刚狼大战的地方就是已经发生事故被废弃的三哩岛核电站）、纽约市的银行破产等等。批评者指出应该重点关注那些只顾部署技术而不考虑后果的技术专家。Charles Reich说美国垦务局是“只顾在美国境内建水坝，根本不管水坝会造成什么破坏”，他总结道：
专家只会干他们的工作，没法指望他们定义他们要去干什么工作。“

26 并且，专业人士因为他们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失败而遭受严重批评，因为他们持续制造新问题而遭受批评，因为他们达不到客户提出的相应标准而遭受批评。在这种情况下，Warren Burger近期猛烈抨击美国审判律师的准备不足和糟糕表现，David Rutstein是众多医生中唯一一位公开反映卫生保健系统的发展速度未能跟上国家对医学研究和技术加大投资的医生之一。美国对专业的投资没有得到专业相应的良性回报。

27 一些观察家注意到“去专业化”的趋势。在多样的专业团体——工程师、教师……中，出现劳动力市场萎缩，经济状况和工作条件下降的情况。这种制度改变的模式已经被称为“官僚化”“工业化”甚至专业的“无产阶级化”。专业人士开始组织工会，成为官僚体制中的工人而不是自己事业管理者。“去专业化”导致了专业人士的社会地位下降，无产阶级化、工会等都是与底层劳动者紧密联系的词。

28 专业信心危机，也许叫专业人士自我形象的衰退，看起来已经扎根于更广泛意义上对职业效率的怀疑，深植于对专业的怀疑性重新评估——专业人士通过基于特殊知识的服务，到底为社会做出了多少实际贡献？对专业和专业人士的质疑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不顾社会利益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这种质疑变得更深层次：专业可能对社会没有什么实际贡献。我觉得这种怀疑有些矫枉过正，美国1960-1970年代出现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专业人士的不专业导致的，所以这种怀疑有些过深了，前面的引文也提到过“第二次科学革命”也和专业人士有关。很显然，这种怀疑论与专业自身利益、官僚化和属于商界、政府的利益问题密切相关。但是，怀疑论也集中在专业知识问题上。专业知识能否实现专业所信奉的目的？专业所创造的能否满足社会的需要？即上面说的对专业本身的怀疑。

29 专业的信心危机并非单独的由专业知识引发。另一方面，即使是最激进的批评者，注重专业自身利益和服务阶级的利益的这些人，设想对专业进行净化和重组，以便社会可以获得更充分、更公正的分配途径，获取其专业知识的好处。其实专业还是有用的，有好处的。之前较为合理的批评就是专业的好处被专业人士和权贵私吞，没有服务于社会和公众，所以这段提到的批评者还是想利用好专业的价值。即使是对于这些批评者，仍然存在有专业知识对社会需求和problem是否充分的问题。这句太绕了，批评者即使想对专业进行净化、重组，专业知识可能还是存在和社会问题不匹配的问题，这个problem没翻译。

30 让我们想一下，专业信心危机是怎么被那些在自己的领域认真思考专业知识是否充足的专业人士解读的。这个定语实在太长了，简而言之就是有进取心的专业人士是怎么解读专业信心危机。整体来说，他们的评估是专业知识与实践情境的变化特征不匹配 ，变化特征是：复杂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性，这些不匹配的特性越来越被认为是专业实践世界的核心。专业人士自己看待专业信心危机出现的原因：理论没有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复杂、不确定……的。

31 在医疗、管理、工程等领域，行业领军的专业人士谈到了对复杂性的新认识，这种复杂性抵制了传统专业知识的技能和技术。例如，内科医生将自己的注意力从医疗实践的传统方面困境转移到了健康保障系统，他们开始把更大的系统（即健康保障系统）看作一张蜘蛛网，因为传统的医学知识和技能没法应对这种规模的复杂度。医生是如何影响这么巨大而他们又无法理解的健康保障系统的？更何况健康保障系统只有一小部分在医生的控制之下。这个健康保障系统可能包括公民信息、医疗保险、财政补贴（不知道美国有没有）等等等等和医生工作无关的部分，所以对精通医术和病患的医生来说，他们要面对的健康保障系统就是一张纠缠的网。中文版中说是依靠指挥小部分医师（来影响……），我的理解是这个系统只有小部分在医生的管理之下。我不敢说我的理解更准确。一位管理学院的院长说既定的管理理论和技术的不足之处是，无法处理日益增长的“管理复杂性”任务。一位著名工程学院的院长观察到19世纪的劳动力分工到现在已经过时了。专业人士经常会被叫来处理他们没学过如何处理的任务，这就是所谓的“教育和现实脱节”。这里提到了两个具体的“专业”，管理和工程，管理理论和实践没法处理复杂的管理问题，工程人员的技能没法应对实际工作。所以，专业知识出现危机就是理论（和教育）过于滞后和现实发展之间的矛盾，（有些）专业没法匹配相应的社会问题。

32 即使专业知识可以跟上新的需求，专业表现的提升也是短期的。实践情景本来就是不固定的，Harvey Brooks，一位杰出的工程师和教育家，认为专业现在正在面对”前所未有的适应性要求“：
当前专业的困境实际上就是专业人士被期待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将鸿沟两端连接起来，但是这两端都在飞快变化着：他必须用到的知识体和社会对他的期待。“ 专业知识在变化，社会需求也在变化，专业人士没法同时应对两边的变化。 这些变化都源于同一处：技术变革……这样的困境没法用有太多技术来表达。（没看懂，可能就是不要甩锅给“技术太多了学不完”的意思）而是我们是否能够足够快地产生技术变革，以满足技术本身产生的期望和要求。在以下四种专业中：医学、工程、商业管理和教育，专业必须承担产生、管理这种技术变革的首要责任。这对专业人员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适应性要求。 这四个领域需要格外重视技术变革对专业的冲击，并且适应好。

33 在之后几十年里，通过医疗的重组和合理化，医生的角色会持续重塑。企业角色的扩展需要重新定义商业家的角色。建筑师的角色也会变。任务变了，所用专业知识的需求也就变了，任务和知识模式天生就是不稳定的。

34 实践的情境不是要被解决的问题，但问题情境是以不确定性，混乱性和不确定性（两个“不确定性”）为特征的。Russell Ackoff，运筹学领域的奠基者，最近对他的同事说：“运筹学的未来已经结束了”（我粗略看了下“运筹学”，应该就是通过分析来做出更好决策的学科），因为：
管理者面对的不是独立的问题，而是由复杂系统中变化着的相互影响的问题组成的动态情境。我叫这种情境为“messes”。“问题”是messes中通过分析提取到的抽象体，问题之于messes就像单元之于表格和图表。（中文版翻译是“桌椅”，我觉得是“表格和图表”，不过这位阿克奥夫想说什么我是真没看明白，问题是抽象体可以理解，这个比较修辞是看不明白）管理者不是解决问题的，而是管理messes的。 所以和运筹学的未来已经结束了有什么关系？

35 Ackoff认为运筹学可以被看做和技术、数学模型、算法是一类的东西，并不是“制定管理、解决问题，并且在混乱环境中实现问题解决方案的能力”。姑且把运筹学看作一种解决某种抽象问题的“算法”。问题都是相互联系的，环境是混乱的，只要管理者愿意通过行动来塑造未来，那么未来就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条件下需要做的，不仅仅是运筹学中的传统分析技术，还有活动的、合成的“设计一个渴望得到的未来，并且设法实现这个未来”技能。未来是可塑的，运筹学就是为人提供决策的学科。

36 实践情境被特征化为独特事件。一位心理医生Erik Erikson说每一位病人都是“独特的一个”，一位杰出的医生说过：“医生在工作中会面对的85%的难题，而在书中只会面对15%。”工程师在工作中会遇到独特的设计问题，还会被要求去分析结构或材料的故障，故障通常无法通过标准的测试或测量检测出来。这些独特的案例需要实践艺术来解决，这种实践艺术是“没法被教会的”，因为独特事件是变化且未知的。也就是说，专业人士面对的独特的实践情境，一般是不会被专业人士已有的知识解决掉的，这些实践情境都是未知而变化着的，所以要求专业人士拥有发现、解决实际中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套用已有的专业知识。

37 从业者（见24段）经常被卷入价值观、目标、目的和利益冲突之中，教师被要求教授学生“基本的东西”：鼓励创造性、建设公民权、实现人生价值，但教师们面对着预算紧缩下还要增加教学效率的问题。社会福利领域的工作者也面对着专业守则和体质压力下提高办事效率的矛盾冲突。学校领导、工业领导和社会领导需要应付董事会中的不同声音。（持股者、投资者的利益各不相同，而学校、社会机构这些部门本应该只为社会负责，现在不得不在不同董事之间周旋。）专业人士在研究和开发者，也要考虑专业的技术优雅性（就是把专业技术做到完美）、消费者安全、社会福祉和环境需求、投资要求的短期回报之间的冲突。专业人士的两难境地也是利益和专业之间的冲突，在软件工程的经典《人件》中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软件质量是“免费的”，高质量是源于开发者为追求自己产品的完美而“顺便带来”的，但是考虑到现实情况，也许管理者和顾客其实并不需要软件质量有多高，对他们来说只要能用就行了，所以我们才能用到各种充满错误的软件——这并不是开发者的本意。所以专业人士会面对实际效益和专业的技术优雅性之间的矛盾。）

38 在某些专业中，意识到不确定性、复杂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导致专业多元化的出现。各种专业实践的观点并存：专业角色的形象是什么？专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等等。Leston Havens论述过困扰心理治疗从业者的“吵闹声音”。（可能就是很多心理疾病患者会就一件事发表不同的看法）社会工作者、建筑师和城镇规划师创造了他们实践本质的可变化、多元形象。每种专业实践观都代表着一种在不确定和价值冲突的情况下运作的方式，但是相互冲突的观点的多样性给从业者带来了困境，他们必须在多种实践方法中选择或设计自己的方法来将它们结合起来。

39 总的来说，当专业人士谈到自己的信心危机时，他们会倾向于将原因归结到实践和知识的传统模式与实践情境的不匹配：不确定性、复杂性、不稳定性、独特性和价值冲突。他们对这些原因的重要性认识正在逐步增长。即理论与实践的不匹配，专业人士的专业被质疑就是他们在复杂的现实工作中的实践不够，理论已经落后。

40 自我批评固然很好，虽然仍然存在将信心动摇解释为专业困境的特别说明的疑惑。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假如社会现实已经从19世纪的劳动力分工（见31段）所转变，有了新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领域，那么管理和工业技术领域的从业者有时也会发现减少复杂性、不确定性的方法来控制风险。

41 如果在专业实践中确实存在不可简化的艺术元素，那么有天赋的工程师、教师、科学家、建筑师和管理者有时会在日常实践中表现出艺术性。 如果艺术不是不变的、已知的、可以教授的，那么至少对于某些个人来说，它似乎是可以学习的。

42 如果说专业实践中发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同样重要，那么问题设置也是一种被认可的专业活动。一些内科医生透露在实际患者身上发现问题的诊断技能已经在医学诊断的常规边界之外了（医生通过非常规手段进行诊断）。一些工程师、政策分析师和运筹学家对处理“messes”为可管理的计划十分擅长。对一些高层管理者而言，“发现对的问题”成为工作中默认的行动原则。***专业的形势在好转中，最重要的就是提出问题。“

43 最后，如果说对专业实践有冲突的观点，那么有些从业者确实可以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甚至是做出部分实现的综合处理。部分专业人士可以应对38段中的矛盾的专业实践观点了。

44 为什么起引领作用的专业人士和教育者发现这些现象如此令人不安呢？当然他们可能意识到一些从业者巧妙处理实践中遇到的的不确定性和价值冲突。原因是专业人士和教育者们，似乎没有令人满意的方法来描述或说明从业者在实践中表现的巧妙能力。他们发现，根据他们基本上认为理所当然的专业知识模型，却无法理解这些过程是令人不安的。专业人士和教育者们根据传统的专业知识模型，是看不懂实际从业者的巧妙专业方法的。复杂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并没有通过应用专业知识来解决，这些专业知识都是为已定义好的任务服务的。如果有什么可以做的，那就是专业知识的有效利用依赖于对复杂和不确定情况的提前重组。一个对独特问题的巧妙实践会显示出不寻常，因为专业能力被应用于可重复事件的既定技术。（从业者解决问题的巧妙实践在机械化、不思进取的专业工作中显得很不寻常）问题设置（42段）在专业解决问题的专业知识体系中是没有容身之处的。在多个实践范式中进行选择是无需考虑专业专家的意见的。

45 那些在1960年代早期引领“专业的胜利”，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变成怀疑和不安的事件，如今对专业人士和大众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大众和专业人士对专业知识信心危机的过程都有清晰认识但是对于精英专业人士来说，专业混乱和不安的感觉却多了一个来源——专业人士不安地发现他们无法解释他们认为对专业能力至关重要的过程。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如何通过理解不确定性、表现艺术学、问题设置和选择专业范式来进行描述和教学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这些过程对于专业知识的经典模型来说很神秘。在这些专业人士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没有学习过不确定性、表现艺术学等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描述和教授这些东西是很困难的，他们学习的专业知识都是确定的、针对已定义的问题的。

46 我们必然会受到实践的认识论的束缚，这使得我们无法解释，甚至无法描述我们现在认为最重要的能力。

1-4段：专业对社会发展十分有用，但是最近出现了专业信心危机。

5-12段：1963年左右，专业的前景被普遍看好，专业人士面对的问题也仅仅只是他们需要将专业能力做到更好。

13-19段：1963年起，专业因为各种公共事件的发生而遭受到了深度质疑，专业解决手段开始没法应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对某个问题解决方案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

20-26段：公众普遍认为专业人士没法解决问题，因为专业人士只顾自己和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忽视社会责任心和社会利益。

27-29段：公众开始怀疑专业人士到底做出了多少贡献，专业知识本身存在什么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

30-33段：通过专业人士自己的分析，专业知识信心危机的原因是专业知识和实践情境不匹配导致的，即理论和实际脱离了。专业人士应该努力跟上实践情境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更新专业知识。

34-36段：问题的复杂性导致问题是没法都被事先定义的，专业人士需要具备发现问题、定义问题，然后解决问题的能力。

37-40段：专业人士确实需要面对专业知识本身和外部环境冲突的问题，实践情境（实际中会遇到的问题）是不确定、复杂、不稳定、价值冲突的，专业人士要将专业知识与实践情境结合就需要克服这些问题。

41-45段：对特定实践情境的巧妙解法被一些从业者发现了，这些巧妙解法无法以传统的专业知识所套用，但是是可以被教授、被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