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我接到一张用航空邮件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四月十八日在英国举行的一场婚礼。这是一个我说什么也非参加不可的婚礼；我刚刚接到请帖的时候，本以为这次出国旅行没有什么问题，打算乘飞机去，花多少路费，我根本不计较。可是，在我同我的妻子把这件事详细讨论之后（我的妻子是一个头脑冷静得出奇的人），还是决定不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岳母早就盼望着四月后半个月到我们家来做客，我竟把这件事忘得一于二净。我和格仑彻尔老太太见面的机会实在非常非常少，她又着实有一把年纪。格仑彻尔老太太已经五十八岁了（她总愿意首先向你表白这一点）。
虽然如此，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为了不使举办婚礼的人扫兴，我决不是那种连手指头都不肯伸的人。所以我还是动手写下了这篇故事，把大约六年以前我认识这位新娘的情况公开出来。如果我写的这点东西使新郎官（我从来没和他见过面）心里有一两分钟不很舒服，那就更是我求之不得的了。我写这篇东西并不想取悦任何人，启迪、训勉更非我的本意。
1944年春天，大约六十名应征入伍的美国兵在英国德文郡一个英国情报部门主办的特别训练班受训，准备反攻，我是这六十名人员之一。现在回想起来，这六十个人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我们谁都不合群。我们基本上都是那种一有闲工夫就自己埋头写信的人。工作之余，如果彼此说两句话也多半是问问对方有没有多余的墨水。当我们不写信、不上课的时候，就各干各的事。我的习惯是，如果天气好就到附近乡下景色优美的地方散步；逢到阴天下雨，我一般总是坐在一块干爽的地方看书，常常就在乒乓球台旁边。训练班一共三个星期，结束的一天是个星期六，一个淫雨绵绵的日子。根据计划，这一天晚上七点钟我们全组人将搭火车去伦敦。到伦敦后，谣传我们将分别被安排到总反攻时在敌后降陆的步兵和空运师里去。这一天下午三点钟，我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行装打在一只背囊里，包括一只盛防毒面具的帆布套满装着我从大西洋彼岸带来的书籍。（防毒面具几个星期以前已经被我从毛里坦尼亚号轮船的舷窗口扔到海里去，因为我非常清楚，如果敌人真的使用毒气，我绝对来不及带上这个劳什子）。我还记得我在我们那座活动营房的一个尽头窗户前边站了很长的时间，凝视着外面的凄风斜雨。我的背后响着一片自来水笔刮擦着胜利信笺的沙沙声。如果说我还有参加战斗的愿望的话， 当时我是一点也没有觉察出来的。
突然间，并不是因为想到了什么，我转身离开了窗。我穿上雨衣、雨鞋，披上羊毛围巾，戴上毛手套和军帽（人们都对我说，我戴军帽的角度与别人不同——把两耳的耳梢都盖上了）。接着，我把我的手表同摆在厕所里的一只钟对了一下，便从山上一条长长的、湿漉漉的鹅卵石路向市区走去。一路上电光闪闪，但是我丝毫也不理会。要是该叫雷电打死，想躲也是躲不开的。
市镇中心可能是全城湿度最大的地方；我站在教堂前面读布告牌，我多半是被写在黑纸上的白色数码吸引住了，但也许是因为我在军队里待了三年，读布告牌读得上瘾了。布告牌上有一张通知说，三点一刻儿童唱诗班将举行排练。我看了看表，又抬头看了一下通知。在一张用图钉钉着的纸上写着应该来参加排练的人名。我站在雨地里把名字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便迈步走进了教堂。
长椅上坐着十几个成年人，有几个膝头上摆着小号的雨鞋，底朝上。我一直向前走，在前排椅子上找了个座位坐下。讲台上大约有二十来个孩子密密匝匝地坐在三排会议室用的椅子上。其中大多数是女孩子，年龄从七岁到十三岁不等。我进去的时候，合唱团的教练，一个身穿粗呢衣服的肥胖的女人，正在叮嘱他们唱歌时要把嘴张大。有谁听说过，她问孩子们说，小鸟唱好听的歌不首先把小嘴张得大大的呢？显然谁也没听说过。因为一张张小脸全都木然没有表情。接着她又说，她要求所有她的孩子都理会歌词的意思，不要像没有脑子的鹦鹉似的光是模仿声音。
这以后她吹了一声定音笛，于是孩子们都像未成年的举重员似的把沉重的赞美诗集托举起来。
他们唱歌没有乐器伴奏——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更正确地说，是没有干扰。他们的声音和谐悦耳，真挚自然，如果换一个比我更虔诚的人听到这歌声，说不定会感动得灵魂扶摇直上吧。两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拍子稍微有些拖拉，但这只有作曲者的老母亲才可能挑他们的毛病。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唱的这首赞美诗，但是我一直希望这首诗是一首包括一打以上诗节的长诗。我一面听一面打量着孩子们一张张小脸，特别是离我最近的、坐在第一排尽头的一个女孩儿。她年龄大概有十三岁，直直的淡色金灰头发齐着耳根，她生着秀美的前额，目光倦怠的眼睛，就像清点剧院观众人数的眼睛一样。她的声音很清晰地与其他孩子分隔开，这绝不只是因为她坐得离我近的缘故。她能唱到很高的音域，嗓子非常柔美，吐音准确，在合唱中自然而然地起着领唱的作用。但是这位年轻姑娘却好像对自己的歌唱本领感到有些厌烦，也许是对整个环境同唱歌这件事感到厌烦，有两次在中间停息的时候我发现她在打呵欠。她像是一位有教养的小姐那样打呵欠，紧闭着嘴唇。但是你还是一眼就看出来她在打呵欠；她的鼻翅泄露了机密。
赞美诗刚刚唱完，合唱团教练便喋喋不休地教训起那些在牧师布道的时候总是两脚乱动、嘴巴不能紧闭的人。我猜想这次排练唱诗的部分大概已告结束，在教练的不和谐的话音没有把孩子们的歌声施展的魅力破坏净尽以前，我站起身来，走出了教堂。
雨下得比刚才更大了。我沿着街走下去，在经过红十字会主办的游艺室的时候，我从窗户外面向里瞟了一下。士兵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屋子深处喝咖啡的柜台前边，即使隔着窗玻璃也能清晰地听到从隔壁屋子传出来的噼噼啪啪的乒乓球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私人开的茶室。屋子里除了一个中年女侍以外空无一人，而这位侍者好像并不怎样欢迎我，她希望来光顾她的是一位穿着干燥雨衣的顾客。我小心翼翼地把雨衣挂在一个枝形衣架上，挑了一张台子坐下，要了一份茶和一份肉桂吐司。这是在这一整天中我第一次开口讲话。接着我翻寻了一下几个衣袋，包括雨衣的衣袋，终于我找到了几封旧信。我准备再重新读一遍。一封信是我妻子写来的，告诉我第八十八条街施特拉夫餐馆的服务情况大不如昔；一封信是我岳母写的，叫我一有机会离开“营盘”能不能尽快给她寄去一些开司米毛线。
我的第一杯茶还没有喝完，我在唱诗班里仔细打量过、欣赏过她的歌喉的那位年轻小姐就走进茶室里来了。她的头发被雨淋透了，两只耳朵的耳轮都露了出来。同她一起的还有一个小男孩，肯定无疑是她的小弟弟。她用两根手指把他头上的帽子夹起来，仿佛那是实验室的一个什么标本。走在最后的是一位样子精明能干的妇女——多半是他们的家庭教师。唱诗班队员一边走一边往下脱外衣，选定了一张桌子——很好的一张，从我的角度说，正在我的座位前面，离我只有八九英尺远。她同那位家庭教师都坐了下来。只有那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屁股坐不稳。他从座位上溜出去，甩掉了外衣，接着，以一个生来就是讨厌鬼的那种涎皮赖脸，开始有条不紊地于起惹人嫌的把戏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把椅子拖出来又推进去，一边做一边望着女教师的脸。女教师压低着嗓子说了他两三次，叫他老实坐下，说穿了一句，叫他别再调皮。但是孩子却根本不听，直到姐姐发了话，他才走回来把他的小屁股安置在椅子上。
紧接着他又拿起餐巾来顶在头上。姐姐把餐巾拿了下来，替他打开铺在他的膝头上。
大约在他们叫的茶端上来以后，唱诗班队员发现我正在打量着他们这一桌人了。她用她那对清点观众人数的目光盯了我一眼，接着，突然对我展露了一个很小、很小的笑脸。她笑得那么喜幸，像一抹微笑有时也能显示出来的那样。我也回报给她一个微笑，尽管笑得很不喜幸；笑的时候我使劲耷拉着上嘴唇，遮盖着两个门牙之间一条黑缝，这是给美国大兵治牙的地方给我临时镶的填补物。一分钟以后，这个小姑娘已经摆着一副令人忌羡的身姿站在我那张桌子旁边了。她穿的是一件苏格兰格子呢衣服——一件坎帕倍尔式的格子呢衣服，我想。我觉得在这种阴雨连绵的日子里这件衣服穿在一个年纪非常轻的姑娘身上真是再美不过了。“我本来以为美国人都讨厌唱茶呢。”她说。
她说这话并不是故意卖弄聪明，而是为了弄清事实或者统计数字。我回答说在我们美国人中有些人除了茶什么也不喝。我问她愿不愿意同我坐一会儿。
“谢谢。”她说，“也许我能坐一会儿。”
我站起身来替她拉出一把椅子——我对面的那一把，她只坐在椅子的四分之一的前沿上，脊背挺得很直，姿势既优美又自然。我走回——几乎可以说是跑回——到自己的位子上，迫不及待地准备进行这场谈话。但是当我坐定以后，却想不起要同她谈些什么了。我又笑了笑，极力不使我那条漆黑的牙缝露出来。最后我总算找到了一句：天气坏透了。
“可不是。”我的客人说。她的声音清脆，一点也不含混，一听就知道她不是那种喜欢嘀咕闲话的人。她像是在参加降神术那样把手指平摆在桌面上，但是马上又拳喵起来；我发现她的指甲都是用牙嗑掉的，一直露出了指甲肉来。她戴着一只军用的手表，样子像是驾驶员戴的那种天文手表，表盘在她的细细的手腕上显得太大了一些。“你刚才看唱诗班排练去了，”她一本正经地说，“我看见你了。”
我回答说她说得一点没错，我不但去了，而且在整个合唱里还清清楚楚地听到了她的声音。我告诉她，我觉得她有一副好嗓子。她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将来要当个职业歌唱家。”
“真的吗？唱歌剧？”
“天哪，不是歌剧。我要在电台上唱爵士歌曲，我要赚很多钱。以后，等我到了三十岁，我就退休，住在俄亥俄州的一个牧场里。”她用手掌摸了摸湿得滴水的头发，“你对俄亥俄州熟悉吗？”
我说我虽然坐火车经过几次，但是对那地方并不熟悉。我请她吃一块肉桂吐司。
“不，谢谢你。”她说，“我的食量真的非常小。”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告诉她俄亥俄州一带有些地方非常荒凉。
“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告诉过我。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教师这时正招呼她，叫她马上回到自己的桌子去——家庭教师的意思是不叫她打搅别人。但是我的小客人却不慌不忙地把椅子挪动了一两英寸，使自己的脊背同她原来坐的那张桌子完全脱离了关系。
“你是山上那个秘密情报学校的，是不是？”她极其沉着地问。
我同任何人一样，也很懂得保密；我回答说我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到德文郡来的。
“真的吗？”她说，“你骗不过我的，你知道。”
我说看样子我肯定骗不过她。我啜了几口茶。不知怎么回事，我也注意起自己的姿势来了；我的脊背比刚才更挺直了一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好像是挺有脑子的。”我的客人沉思地说。
我告诉她，仔细琢磨一下，这样说未免有点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我希望她别说这种不合适的话。她的脸涨红了——但不知不觉又恢复了逐渐失去的沉着。
“是这样的。我见到的大多数美国人举动都很粗野，不是骂人就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干了什么事了？”
我摇了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扔进我姑母的窗户里来。幸而窗子是开着的。可是你觉得这是有脑子的人干出来的事吗？”
我当然不觉得，可是我没有这样说。我告诉她在世界各处所有的大兵都是离家万里，他们过去很少有人从生活中得到真正好处。我还告诉她，我认为这件事大多数人都想象得出来。
“可能是这样。”我的客人不太信服地说。她举起手来再一次摸了摸湿淋淋的脑袋，而且把几绺湿软的金发揪了揪，想把露出来的耳轮遮起来。“我的头发湿透了。”她说，我的样子一定难看极了。”她瞟了我一眼。“干了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打卷的。”
“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你的头发是卷曲的。”
“不是打小卷，而是弯得挺厉害，”她说，“你结过婚了吗？”
我说我结过了。她点了点头。
“你很爱你的妻子吗？也许我不该打听你的私事吧？”
我说如果我认为哪个问题她不该问，我会告诉她的。她把摆在桌子上的手和手腕又向前伸了伸，我记得当时我对她戴的那只表盘大得出奇的手表很想表示点什么意见——也许想建议她把表系在腰上。
“平常我这个人非常不合群。”
她一边说一边望了我一眼，好像想知道我是否懂得“合群”这个字的意思似的。但是我没有作任何表示，既没有表示懂也没有表示不懂。
“我坐到你这边来只是因为觉得你的样子太寂寞了。你的脸把心里的事都表现出来了。”
我告诉她，她说得很对，我刚才确实感到寂寞，我非常高兴她能到我桌子这边坐一会。
“我正在训练自己更富于同情心。我姑母总说我这人太冷冰冰了。”她说，又用手摸了摸头，“我同姑母一起住。她的心眼非常好。自从母亲死了以后，她尽一切力量叫查尔斯同我重新安定下来。”
“我很高兴。”
“母亲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感情很丰富，在很多方面都这样。”她又用炯炯逼人的眼光盯视着我，“你觉得我这人是不是冷冰冰的？”
我告诉她我一点也不觉得——恰好相反。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也问了问她的姓名。她踌躇了一会儿。
“我的名字叫艾斯美。我暂时还不想告诉你我的姓。我们这姓的人还有个封号，说不定你会被封号震住的。美国人都是这样，你知道。”
我说我不会这样的，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暂时不让我知道家族的封号也许是个好主意。
正在这个时候我感到有人在我的脖颈上出气，我把头一转，差点同艾斯美的小弟弟的鼻子撞在一起。他一点也没有理会我，却用刺耳的尖嗓门对他姐姐说：“梅格莉小姐叫你回去把茶喝完！”把这个口信捎完以后，他就退到我右边的一把椅子旁边，这把椅子是摆在我同他姐姐中间的。我非常有兴趣地打量着他。这个小男孩穿着一条棕色的羊毛短裤，一件深蓝色的卫生衫，白衬衫系着带条的领带，样子非常漂亮。他用一双碧绿的眼睛回瞪着我。
“为什么电影上人们接吻总是侧着脸？”他问我道。
“侧着脸？”
这是一个我小时候也同样被难倒的问题。我告诉他，据我猜测是因为演员的鼻子太大，不能正面接吻的缘故。
“他叫查尔斯。”艾斯美说，“以他的年纪论，非常聪明。”
“他的眼睛真绿。你的眼睛是绿的，对不对，查尔斯？“
查尔斯猜疑地看了我一眼，我既然问了这么一个怪问题，这是咎由自取。接着他就在那张椅子上扭摆着身子，一会儿蹿上来，一会儿又缩下去，直到最后整个身子都钻到了桌子底下，只把头露在外面。他把头仰放在椅子面上反弓着身子。
“我的眼睛是橙色的。”他对着天花板说，声音很不自然。他把桌布的一角掀起来，盖住他那漂亮的、毫无表情的小脸。
“有时候他挺有脑子，有时候又一点也没有。”艾斯美说，“查尔斯，好好坐着！”
查尔斯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似乎把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如何屏住呼吸上。
“他非常想念我们的父亲。他是在北非被杀——害——的。”
我表示听到这件事非常难过。艾斯美点了点头。
“父亲非常爱他。”她沉思地咬起大拇指甲盖来。“他长得很像母亲——我是说查尔斯。我同父亲的长相一模一样。”她继续用牙嗑着指甲。“我的母亲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她的性格是外向的。父亲的性格是内向的。但是他们两人倒非常相配，也可能只是表面上相配。说老实话，父亲真的需要一个比母亲更有智力的人作伴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能的人。”
我等待着她告诉我更多的情况，但是她并没有再说下去。我把眼皮撂下来看了看查尔斯，他已经改变了姿势，把半边脸靠在椅座上了。当他发现我在看他的时候，就把眼睛闭了起来，假装在睡觉，睡得非常甜美；接着他把舌头伸出来——他的舌头长得出奇——发出一声在我们国家向近视眼的棒球裁判喝倒彩的呼哨，整个茶座都被他的尖叫震动起来。
“别这么叫。”艾斯美说，看样子对她弟弟这个行动一点也没有感到惊奇，“他在一家卖炸鱼和马铃薯片的地方见到一个美国兵这么打呼哨，现在他一感到无聊就学这个。快别叫了，不然我马上就叫你回到梅格莉小姐的桌子上去。”
查尔斯把一双大眼睛睁起来，表明已经听到了姐姐的警告，但是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我发表意见说，也许他该留着这一手——我是指这种又噗噜嘴唇又吐舌头的怪叫——等待他开始冠起衔头时再使用。那就是说，如果他也有封号的话。艾斯美瞪着眼睛看了我一会儿，似乎在给我作临床诊断。
“你很会板着脸说笑话，是不是？”她说——带着沉思的神情。“父亲说我一点也没有幽默感。他说我步人生活没有自卫能力，因为我不懂得幽默。”
我点了一根纸烟，望着她说，我不认为在生活真正陷入窘境的时候幽默感有什么用场。
“父亲说有用。”
她这样说是出自对她父亲的信仰，而不是有意和我拌嘴，我赶忙换了个话题。我点了点头，解释说，或许她父亲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而我是从短暂的观点（什么叫短暂的观点，我自己也不清楚）。
“查尔斯非常想念他，”沉默了一会儿，艾斯美又开口说，“他是一个顶顶可爱的人，他的相貌也极其漂亮。我不是说一个人的相貌有多大关系，但是他的确漂亮。他的眼睛能够一直看透你的内心；拿他这样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说，他的眼神太有些灼灼逼人了。”
我点了点头。我告诉她我猜想她父亲使用的语汇一定非常丰富。
“啊，是的；一点也不错。”艾斯美说，“他爱研究旧档案——当然了，这是他的业余爱好。”
正说到这里，我感到有人惹人嫌地在我的上臂上敲了一下，几乎可以说打了一掌，这敲击来自查尔斯那一方向。我把头向他这边转过来。他现在用正常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只不过把一条小腿压在屁股底下。
“一堵墙向另一堵墙说什么？”他用刺耳的声音问道，“这是个谜语。”
我对着天花板沉思地转动眼珠，大声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一遍。过了一会我显出一副被难倒的样子瞧着他，告诉他我自认败北了。
“在拐角的地方碰头！”双关的妙语用最大的音量喊出来。
对这句话最为倾倒的还是查尔斯本人。他简直觉得这个谜语滑稽透顶。结果艾斯美不得不走过来在他背上猛击一掌，就像想止住别人打嗝一样。
“好了，别笑了，”她说。她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他不论遇见谁都要把这个谜语说一遍，每次都像犯了病似的笑个没完没了。通常他一笑起来就出怪相。够了，别再笑了好不好？”
“这倒是我听见过的最有意思的谜语。”我说，一边望着查尔斯。
这时他已经逐渐平静下来了。因为我说了这样一句恭维话，他的身体在椅子上又缩短了半截，同时他又开始用桌布的一角把下半边脸蒙住，一直蒙到眼睛底下。他用露在外面的两只眼睛打量着我，那里面流露出兴奋的余晖和骄傲的闪光，因为他很以自己知道几个精彩的谜语感到得意。
“我可以不可以问一下，你在入伍以前作什么工作？”艾斯美问我。
我说我根本没有做过什么工作，我从大学毕业刚刚一年，但是我总喜欢把自己看作是写短篇小说的职业作家。她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
“出版了吗？”她问。
这是一个别人经常问、而我却感到最恼火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从来不用具体数字回答。我给她解释，在美国，大多数编辑只不过是一群——
“我父亲文字写得很漂亮，”艾斯美打断了我的话，“我保存了他的一部分书信，将来给后代人看。”
我说这真是个好主意。我的目光恰好又落在她那块表盘硕大无朋、宛如计秒器的手表上。我问她这块表原来是不是她父亲的。 她面色严肃地看了看自己的手腕。
“是的，原来是父亲的，”她说，“这是他在我同查尔斯疏散以前不久给我的。”她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把手从桌子上拿下来，接着说，“当然了，纯粹是个纪念品。”她把话头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如果你将来能专门给我写一篇小说，那我就太高兴了。我是一个贪婪的读者。”
我告诉她我一定会给她写，如果我写得出来的话。我说我不是个多产的作家。
“并不需要多产才写得出来呀！你只要写一篇别太孩子气、别胡说八道的就行了。”她沉思了一会儿。“我喜欢看凄惨的故事。”
“喜欢什么故事？”我把身子向前倚了倚，问道。
我正要她详细地解释一下。突然觉得查尔斯在我胳臂上重重地掐了一下。我转过头去，因为叫他掐痛了不由得闪了一下身子。查尔斯正站在我旁边。
“一堵墙对另外一堵墙说什么？”他问，态度相当亲呢。
“你问过人家了，”艾斯美说，“好了，老老实实待着吧。”
查尔斯却一点也不听姐姐那一套，他踩到我的一只脚上，又把那个关键问题重复了一遍。我发现他的领结已经歪了，就替他扶正，接着，我凝视着他的眼睛，假装在猜测地回答：“在拐角处碰头，对不对？”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得了不得。查尔斯的嘴咧开了。我感到是我打了他一巴掌，叫他咧开嘴的。他从我的脚上下来，神色凛然地走回到原来的桌子，连头也没有回。
“他生气了，”艾斯美说，“他的脾气大极了，我母亲总是宠着他，把他宠坏了。我父亲是唯一不娇惯他的人。”
我继续看着查尔斯，这时他已坐在座位上，开始喝起茶来，可是他始终不往我这边看。艾斯美站起身来。
“我也该走了（法语），”她叹了口气说，“你懂得法语吗？”
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感到又有些怅然又有些困惑。艾斯美同我握了握手；像我猜测的那样，她的手是那种神经质的手，手掌湿漉漉的。我用英语对她说，她陪我说了这么多话，我感到多么高兴。她点了点头。
“我想你会高兴的，”她说，“以我的年纪说，我是很健谈的。”她又摸了摸头发，看它干了没有。“我的头发这么湿，真是太对不起了。我的样子一定难看极了。”
“一点也不难看。说实话，我看它已经恢复了不少弯弯了。”
她很快地又摸了摸。
“你想最近你还会来这里吗？”她问，“我们每个星期六都来，练完合唱以后。”
我回答说，我非常希望能来，但是很不巧，我肯定不能再到这里来了。
“换言之，你不能泄露军事行动的机密，”艾斯美说，她没有立刻就离开我这张桌子的意思。不仅如此，她还把两只脚交搭起来，垂着眼皮，让足尖摆齐到一条线上。她的这个小动作做得很美；她穿着白色袜子，足踝和脚都生得很好看。她突然又抬起头来看着我。“你愿意不愿意让我给你写信？”她问我说，脸上泛起一层红晕。“我写的信可以说非常通顺，以我的年纪——”
“那太好了。”我拿出纸和笔来，把我的姓名、职称、编号同部队信箱号码写了下来。
“我会先给你写信，”她把纸接过来说，“这样免得叫你感到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她把我的通信地址放在衣服的一只口袋里。“再见。”说完了，她就走回到自己的那张桌子上。
我又叫了一壶茶，坐在那里看着这两个人，直到他们同那位操心的梅格莉小姐一起站起来准备离开。查尔斯带头走在前面，故意装作一瘸一拐的样子，好像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好几英寸似的。他仍然没有看我。梅格莉走在中间，最后是艾斯美。艾斯美向我挥了一下手，我也向她挥了挥手，从椅子上欠了欠身子。这是一个很使我情绪激动的奇异的时刻。
还不到一分钟，艾斯美又回到了茶室里，拽着查尔斯的袖子。
“查尔斯愿意吻你一下向你告别。”她说。
我立刻把茶杯放下，对她说，那简直太好了，但是查尔斯肯定愿意吗？
“愿意，”她口气相当严厉地说。
她放开查尔斯的袖子，在他背后使劲推了一把。查尔斯面色铁青地朝我走过来，用湿嘴唇在我右耳朵底下咂的一声亲了一下。做完了这件苦差事以后，他笔直地向大门跑去，准备做点别的不这么缠绵多情的事，但是我一把抓住了他外衣后背上的半根带子，紧紧拉住，问他说：“一堵墙对另一堵墙说什么来着？”
他的脸马上闪起了光亮。
“在拐角处碰头！”他尖声喊叫出来，一溜烟似的跑出了屋子，也许又要笑得发神经了。
艾斯美站在那里又把脚交搭起来。
“你答应给我写的那篇故事准保不会忘吗？”她问我说。“不一定是专门为我写的。你可以——”
我说我绝对不会忘记这件事。我告诉她我过去还没有为哪个人写过小说，但是看来时机已到，我该这样做一下了。她点了点头。
“写一篇非常凄楚、非常感人的。”她建议说。“你了解不了解人世的凄怆？”
我告诉她我不敢说完全了解，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逐渐了解到这种形式、那种形式的凄楚了。我还说我将竭尽全力写得合乎她要求的规格。我们握了握手。
“我们没能在使这种凄楚减轻的环境中会面，真是太遗憾了。”
我也承认这很遗憾，的确太遗憾了。
“再见，”艾斯美说，“我希望你作战回来以后，身心都健康如初。”
我向她表示感谢，又说了几句别的话，便看着她走出了茶室。她走得很慢，好像在思索着什么，一边走一边摸她的头发，看看干了没有。
现在我要写的是这篇故事的凄楚的、或者说感人的部分了。场景改变了，人物也改变了。我仍然在故事里，只不过从现在起，为了某种不能公开的原因，我把自己伪装起来。我伪装得非常巧妙，就连最聪明的读者也很难认出我来。
时间是欧洲胜利日（指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的一天）几个星期以后，夜间十点半钟左右，地点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高弗尔特城。参谋军士正待在一所老百姓的住宅二楼上他自己的房问里；早在停战以前他就同另外九名美国士兵一同住在这里了。他坐在一张乱得一塌糊涂的小写字台前面一把可以折叠的木椅上，面前摊着一本海外版的纸面小说。他读起来有很大困难，困难来自他自己，而不在小说上。虽然军中服务站每月送来的一批新书通常总被住在一层的人捷足先登，但人们挑剩下的却总是他愿意选择的那类书。然而，他却不再是一个经历了战争而身心始终保持健全的年轻人了，有一个多钟头他把几段书反复读了三遍，现在又开始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从头读起来。突然问，他把书一合，连页码也没有做记号。他用一只手遮着眼睛，挡住桌子上一盏没有灯罩的灯泡射出来的刺目亮光。
他从桌上的一包纸烟盒里取出一根纸烟来，点烟的时候手指颤颤抖抖地总是互相磕碰。他在椅子上把身体稍微向后靠了靠，狠命地吸着纸烟，却什么味道也尝不出来。几个星期以来他一根又一根地接连不断地吸烟。只要用舌尖一碰，他的齿龈就往外渗血，但是他却不停地做着这个试验。这是他做的一个小游戏，有一会儿，一面吸烟一面进行着这个试验。突然，像往常一样事先毫无警告，他又有了那种熟悉的感觉：心脏离开了本来的位置，忽悠忽悠地摇摆起来，就像行李架上没有拴牢的行李似的。他赶忙用双手按住太阳穴；过去几个星期他一直在用这个方法制止自己心悸。他一动不动地待了一会儿。他的头发很脏，而且早就该理了。在梅因河畔法兰克福住了两周医院，这期间他洗过三四次头，但是在乘吉普回高弗尔特的时候，一路上尘土飞扬，他的头发又脏得要命了。到医院去接他的下士开吉普车仍然像战争期间的老规矩，把挡风玻璃完全摇下来，停战不停战对他完全一样。德国驻有好几万新开来的士兵，只有把挡风玻璃摇下来，像战时那样开车，下士才有希望叫人知道他是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他同那些新到欧洲战场上来的雏儿绝不是一码事！
当把头从手里松开以后，他开始打量起自己的写字台来。那上面堆着至少有两打寄给他的信，都没有启封，还至少有六个寄给他的大小邮件，也都没有拆包；这张书桌乱得像一只垃圾箱。他把手伸到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后面，拿起靠墙立着的一本书。这是戈培尔的一本大作，书名是《史无先例的时间》（德语）。这是一位三十八岁的老小姐的财产，直到几个星期以前，这位老小姐还住在这所房子里。她是纳粹党的一个下级官员，但根据军法条例，属于可以立即拘捕的那类犯人。逮捕令就是执行的。自从他出院回来那天起，这已是他第三次翻开老小姐的这本书了。他又读了一遍扉页上的一句简短的德文题词。这几个字是用墨水写的，字体很小，写得极其精心：“亲爱的上帝，生活简直是地狱。”没头没脑，既无上文，也无下文。这几个字孤零零地写在这页书上，在这间死一般沉寂的屋子里似乎具有无可辩驳的、几乎可以说是典型控诉书的意味。盯着这张扉页看了几分钟，怀着一种侥幸-，，希望不要上这几个字的当。这以后，怀着远比几个星期以来做任何事更大的热情，拿起一枝铅笔，在那句提词下面用英语写下下面的话：“神父们，教师们，我在考虑什么是地狱，我认为因失掉爱的能力而受折磨就是地狱。”他开始在这句后面写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但却发现自己写的字几乎无法辨认；他被这一发现吓得心惊肉跳，连忙把书合上。
他很快地又从桌子上拿起另外一件东西来——住在阿尔巴尼的他的一个哥哥写来的信。早在他住院以前这封信已经摆在他桌上了。他把信封拆开，尽管信心不大还是决定把信从头到尾看一遍。但是他只读了第一页信纸的上半部，在读完下面一个句子以后就停住了。
“现在这场可恶的战争已经过去，你在那边可能时间很富余，好不好送给孩子们两把刺刀、几枚纳粹蛎字章……”
他把信扯碎，凝视着扔在废纸篓中的碎片。他发现自己没有注意到信封里还附有一张照片，可以看出来某人的两只脚站在某处草坪上面。
他把两只胳臂放在桌子上，把头枕在臂上。他觉得从头到脚，浑身都在疼痛，而且所有的痛区都息息相连。他倒很像一株圣诞树上串起来的节日灯泡，只要一只出了毛病，其余别的也都要熄灭了。
门连敲也没敲便砰的一声从外面推开了。抬起头，转过去，看到下士克雷正站在门口。从欧洲反攻开始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克雷一直和他同开一辆吉普，是他的一个形影不离的伙伴。就住在楼下，每逢听到什么谣言或者有什么牢骚想找人倾诉一下，他总是上来找。他今年二十四岁，身躯魁伟，非常上相。战争期间，一家全国性的杂志曾经在须尔特根森林给他拍过一张照，他摆着姿势，一手提着一只感恩节火鸡。
“你在写信吗？”他问道。“哎呀，你这里真是阴森森的。”他总喜欢开着顶灯的屋子。
把身体从椅子上转过来，请他进来，但是嘱咐他小心一点别踩着狗。
“别踩着什么？”
“别踩着阿尔文。它就在你脚底下呢，克雷。你把那该死的灯开开好不好？”
克雷找到头顶上挂灯的开关，把它打开，走过这间好像佣人住房的小屋子，坐在床沿上，面对着房间主人。他刚刚梳理过的砖红色头发还滴答着水；为了不使头发蓬乱，他总是用水把它弄湿。像往常一样，从他的草绿色衬衫右边口袋里露出半截梳子，用别自来水笔的卡子别住。左边口袋上面佩戴着步兵战斗部队徽章（严格说，他并没有资格戴这种徽章），欧洲战场勋表（勋表上嵌着代表五次战役的五颗铜星，等于一颗长形银星），以及珍珠港事变前即已服役的勋表。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耶稣基督。”他的这一惊叹什么意义也没有；这是军队常用语。他从衬衫口袋里取出一包纸烟，弹出了一支，把这包纸烟放在一边，重新系好口袋上的兜盖。他一边吸烟，一边心不在焉地把屋子扫视了一遍。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一台收音机上。
“咳，”他说，“再过几分钟他们就开始广播那个精彩节目了。包勃.霍普和所有的大明星。”
打开另一包纸烟，告诉他自己刚刚把收音机关掉。
克雷并没有因为他说这句话而情绪低落，他正在一心观望如何把纸烟点着。
“耶稣基督，”他像个热情观众似的喊道，“你应该看看你那两只该死的手。哆嗦得好厉害啊，老兄，你自己知道不知道？”
最后把烟点着了，他点了点头，称赞克雷什么细小的事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我一点也不骗你，在医院见到你的时候我他妈的差点晕过去。你的样子简直像一具该死的僵尸。体重减轻了多少？多少磅？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时候你接到的信多不多？罗莉塔给你写信了吗？”
罗莉塔是克雷的女朋友。他们打算只要条件一许可便马上结婚。她给他的来信相当勤，信里面尽是表示兴奋的三重惊叹号和意义不甚精确的语句。整个战争期间，罗莉塔的来信克雷都大声读给听，不论词句多么亲呢——事实上是，越表示亲呢就越有意思。克雷已经养成一种习惯，每次读完信后就求帮他谋划或者拼凑一封回信，要不然就求在他的信里加上一些有意唬人的法文字和德文字。
“写了，昨天我还接到她一封信。在楼下我的房间里呢。以后我给你看，”克雷无精打采地说。这时他笔直地坐在床沿上，屏住呼吸打了一个大响嗝。他似乎对这个成就还觉得满意，又把身体放松起来。“她那位该死的哥哥因为腰的毛病快要从海军退伍了，”他说，“这个杂种，就仗着他的腰了。”他又把身躯挺直，打算再打个响嗝，可是成绩很不理想。突然，他脸上显出一丝警觉的神色。“咳，我差点忘了。咱们明天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开车到汉堡还是什么地方，给全队的人去拉艾森豪威尔式军服。”
怀着敌对情绪瞅着他，表示自己并不想要什么艾森豪威尔式军衣。
克雷露出惊讶的、甚至可以说受到伤害的神色。
“啊，这种军服很不错呀！式样很不错。你怎么不想要？”
“没有什么理由。为什么咱们要五点钟就起床呢？谢天谢地，仗不是已经打完了吗？”
“我不知道——咱们得在午饭以前赶回来。他们又拿到一些新的表格要在午饭以前填好……我问过布令为什么不能今天晚上填——那些该死的表格就在他的桌子上摆着呢。他不愿意现在拆包，这个狗崽子。”
两人相对无言地坐了一会儿，都在生布令的闷气。克雷突然带着一种新的——更大的——兴趣打量起来。
“咳，”他说，“你知道你那半边该死的脸已经抽搐得不成样子了吗？”
说他什么都知道，说着就用手把跳动的肌肉捂起来。
克雷凝视了他半晌儿，开口说：“我已经写信告诉罗莉塔，说你精神崩溃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绘声绘色，倒好像在传递一件大好消息似的。
“噢？”
“不错。她对于这件事非常感觉兴趣。她是专门学心理学的。”克雷直挺挺地躺在他的床上，连鞋也没有脱。“你猜她说什么？她说谁也不会只因为战争这些事就精神崩溃。她说你可能生来就是那类不稳定的性格，你这倒霉的一生永远这样。”
弯起手掌遮住了眼睛——床上面的灯光好像快要把他刺瞎了——，回答说，罗莉塔能够把事情分析得这么透彻，真是难得。
克雷瞟了他一眼。
“听我说，你这个杂种。”他说，“她对于心理学可他妈的比你内行多了。”
“你能不能把你那双臭脚从我床上拿下来啊？”说。
克雷继续让两只脚在原来的地方待了一会儿（这表示他的脚爱在哪放着别人无权过问），这才放到地板上，他也随即坐起来。
“我反正也得到楼下去了。他们在渥克尔屋子里开着收音机呢，”但是他并没有站起来。“咳。我刚才正同楼下的伯恩斯坦那个新兵崽子说一件事。你还记得那次咱们开车到瓦隆去吗？咱们挨了他妈的两个钟头炮弹，在那个鬼地方躲着的时候，有一只该死的猫跳到吉普的引擎盖上，我怎样一枪把它打死的？还记得吗？”
“记得——别再唠叨那只猫的事了，克雷，真是该死。我不想听这件事。”
“我不是要说这个。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把这件事写给罗莉塔了。她和上心理学的全班学生进行了讨论。课上和课下都讨论了，连他妈的教授都参加了。”
“不错。可是我不想听这件事，克雷。”
“我知道。你猜我为什么打了那一枪？根据罗莉塔的分析，她认为我那一刻钟精神失常了。我一点不瞒你。是由于炮轰什么的引起的。”
用手指梳理了一些肮脏的头发，再一次用手遮住刺目的灯光。
“你没有发疯，你不过是在履行职责。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人也会像你那样英勇地把那只猫咪杀死的。”
克雷用猜疑的目光望着他。
“你他妈的说些什么？”
“那只猫是个间谍。你不得不在近距离一枪把它打死。那是个披着一件廉价皮袄的德国小矮人。因此你干这件事一点也谈不上残忍、或者凶狠、或者卑鄙、或者甚至——”
“你这该死的，”克雷绷紧了嘴唇说，“你就不能说点正经话吗？”
忽然觉得一阵恶心，他在椅子上连忙把身体转过来，拿起废纸篓——刚刚来得及。
当他又挺起腰来把脸转向他的客人时，他发现正非常困窘地站在床铺同房门中间。本来想说两句道歉的话，但是中途改变了主意，转而去拿纸烟。
“到楼下去听听包勃.霍普的广播节目吧，”克雷说，他虽然不想凑到跟前，语气却很亲切。“对你身 体有好处的。听我的话没错。”
“你先去，克雷……我要看看我搜集的邮票。”
“是吗？你搜集邮票了？我不知道你——”
“我是说着玩的。”
克雷慢腾腾地向屋门走了几步。
“也许过一会儿我要开车到艾城去，”他说。“他们那里有一个舞会，可能一直跳到两点钟左右。你去吗？”
“不，谢谢……我可以在屋子里练习练习舞步。”
“好吧。晚安！好好歇着吧，看在上帝面上！”门啪的一声关上了，但是马上又重新打开。“咳。我一会儿把写给罗莉塔的一封信塞在你门下边怎么样？我写了几个德文字，你给我改改成不成？”
“可以。现在你让我清静一会儿吧，该死。”
“当然了，”克雷说。“你知道我妈妈来信说什么？她说打仗的时候咱们俩始终都在一起她非常高兴。共同开一辆吉普车什么的。她说自从我同你在一起，我的信写得通顺多了。”
抬起头来，向他望过去，非常吃力地说：“谢谢，替我谢谢她。”
“一定。晚安！”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这回真的关了。
坐在那里，很久很久望着房门。以后他把椅子转向书桌，从地板上拿起手提打字机来。他在乱得一塌糊涂的桌面上清理出一块地方来，把一堆没有打开的信件同包裹哗啦一下推倒在一边。他想，如果给他的一个住在纽约的老友写一封信，对他也许是个快速的、即使成效不会非常显著的疗法。但是他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信纸平整地插在打字机的滚筒上，他的手抖动得太厉害了。他把手在身边放了一会儿，又作了一次努力，最后却把信纸完全揉皱在手里。
他知道该及早把废纸篓拿到屋外去，但是却没有这样做；相反的，他把两只胳臂放在打字机上，头伏在上面，闭上了眼睛。
头上的血管砰砰地跳动了几分钟以后，他又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正斜瞟着一个没有启封的、用绿纸包着的小包。这个小包可能是在他给打字机腾地方的时候从信堆里滚落出来的。他看见这个小包已经转寄了好几次，只在半边就至少写着三个他过去的军邮信箱号码。他动手拆开这个包裹，但是丝毫不感兴趣，甚至连寄件人的地址也没有看一眼。他首先划着一根火柴把系包裹的细绳点着。他更感觉兴趣的是看着绳子燃烧，而不是把纸包拆开。虽然最后他还是把包裹拆开了。
盒子里有一张墨水写的短笺，放在用薄绵纸包着的一件什么东西上面。他把这张短笺拿出来，读了一遍。
亲爱的中士：
请原谅我一直过了三十八天才动手给你写信，但是我实在忙得不知所
以，因为姑母害了一场喉炎几乎卧床不起，一件又一件事务自然都落到我
的肩上。但是我一直常常想到你，特别是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个愉快的下午
——1944年4月30日下午3：45到4：45，如果你已经忘记的话。
总反攻使我们所有的入都感到非常兴奋，也感到肃然起敬。我们只希
望反攻能够迅速结束这场战争，也赶快结束这种起码应该说是荒谬的生存
方式。查尔斯和我都非常惦记你，希望你没有参加第一批进攻扣敦廷半岛
的部队。你参加了吗？请你尽快复信，并代向你的夫人热烈问候。你的忠
诚的艾斯美 德文郡路17号1944年6月7日 我非常冒昧地随信寄去我的那块
手表，在这场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就归你使用。在我们那次短暂会晤中，
我没有注意你是否有表，但是我的这块表不仅防水防震，而且还有其他一
些优点，譬如说，可以用来测量行路的速度。在目前这种艰辛的岁月，这
块表对你肯定比对我更有用，我希望你接受它作为护身符，保佑你永远幸
福。
我现在正在教查尔斯读写，我发现他是一个极端聪明的小学生。他也
要在信后写几个字。请你一有时间和心绪就马上写回信，又及。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祝你平安
查尔斯
过了很长时间才把这封信撂下，又过了很长时间才伸到盒子里去取艾斯美父亲留下的那块表。最后，当他把表取出来以后，发现表蒙子在递送过程中已经震碎了。他不知道这块表别的地方是否还受到什么损坏，但是却没有勇气上紧发条检查一下。他只是把它拿在手里，很久很久坐着不动。这以后，他突然发现自己有了睡意，几乎无法抑止心头的喜悦。
只要一个人有了睡意，艾斯美，他就总有希望再成为一个健全的人，身心都健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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