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善”与“不犯”

《纲鉴易知录》

      这是夜读之后联想出来的一个话题。记得小儿在初中读预备班开始，我与他就有了一个一起夜读的习惯。灯下长则半小时、短则十五、二十分钟，把中外的一些典籍，按照自然段落，天天坚持读一点。自然段落的篇幅有长有短，我们约定，遇到长的“不叫”，遇到短的“不笑”。这样坚持了这么多年，不知不觉也把论语、孟子和老子读了一遍。有关历史的，当时选的是可看作《通鉴》简版的《纲鉴易知录》，现在也已读到了汉武帝。

      前不久，正好读到“公孙弘对策”的那一段。其中有公孙弘的几句话：“臣闻尧舜之时，不贵爵赏而民劝善，不重刑罚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这几句话，没有什么特别，在中国典籍里，其实到处可见，称之为“套语”也不为过。字面上也简单得很，顺着一说，当天的夜读也就结束了，只不过小儿离开书桌的时候发了一句议论：“那时候的民众真自觉啊。”当时，也没多在意，漫而应之曰：倒也是。古来中国人说到尧舜之世，就像西方人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往往是“借古”寓理想，“当不得真”。

      不过，说来也怪，那一晚杂事忙完，躺在床上的时候，却不知怎的又把小儿的那句议论想了起来：凡事“自觉”为佳。至于奖勤罚懒，赏善惩恶，那么到底是由奖罚而来勤懒，还是由善恶而来赏惩，就有点儿说不清楚了。有言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读书是“自己的事儿”，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再说切身一点儿的，安全总应该更是“自己的事儿”了吧，但不少人“要钱不要命”，取利而舍身，这又如何说呢？为了身外之物，连最为切己的东西，也做不到“自觉”啊，这不奇怪吗？但是当今之世，早已“见怪不怪”了。

      这一想，就丢不开了，便重新把公孙弘的那一段话来细细地通读一下。公孙弘的理想是，民众的“劝善”（这里是勤勉为善的意思）与“不犯”是第一位的，爵赏与刑罚不仅应该是第二位的，而且还应该是“隐没不彰”的，就是所谓的“不贵、不重”。民众并不是因为爵赏和刑罚，不得不劝善和不犯。但这里有一大关键，就是那段话的最后一句：躬率以正而遇民（对待民众之谓）信。这是对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而言的，有了在上的“正”与“信”，那才可办到。正与信之中，自然而然地包蕴了爵赏与刑罚。民众做了好事善事，民众可以不去想到爵赏，而爵赏必至，这就是“正与信”。如果有人做了坏事恶事，不必多方呼吁、“多年上访”、奔走不懈，而刑罚必至，这也就是“正与信”。渐渐地，民众相信的是“正与信”，爵赏与刑罚当然就会自然而然地“隐没不彰”，所谓的“不贵不重”即谓此。大家一做好事，不会急着争功抢功；遇到坏事，也不会疾声呼吁“一定要从重从严”。

      一个社会，如果“爵赏”要靠争取才能求得，对于恶事的惩罚也非得千辛万苦靠争取才有“沉冤待雪”的一天，那总还不能说是进入了理想的境界。“争取”的社会，善恶是随着奖惩而来的，有时候“善”是为了“奖”而善，这就大打折扣；而“恶”呢，为了逃避“惩”，更可能“恶”中加上“诈”，那就更是变本加厉。到了这里，就可以把话说回来了，凡事还是自然为佳、“自觉”为佳。什么都需要去“争取”一下子，表面上好像是现代社会的“要义”，其实那远景并不好。有的学校为了让学生有“适应社会”的潜力，规定不论各方面的成绩和表现再好，要想获得奖学金非自己“开口”去申请争取不可。因为今后走上社会，“社会就是这样的”。但是，别忘了中国有一句老古话，叫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大概说的总应该是一个“不用争取”的社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