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起源

2015-07-09 大卫·戈登AustrainEconomicsWeekly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Austrian Economics（Auburn, Ala.:Ludwig von Mises Insititute,1993）

小徐同学 译

[这个专题论文是我在1994年的斯坦福大学，所参与的米塞斯大学暑期项目演讲的文字记录整理。这种口头演讲的非正式文体已经被保留下来了。文本也被编辑、扩展、以及归档]

奥地利学派始于反对德国历史学派；卡尔·门格尔在与德国历史学派的论战中发展了他的方法论观点。因此我想要先讨论历史学派的哲学学说，这样会加深我们对奥地利学派的理解。

接下来，我将考察一些奥地利学派创始人的哲学影响，尤其是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和他的追随者。布伦塔诺曾经领导着19世纪晚期的奥地利哲学家们。他倾向于回归到亚里士多德，我将强调奥地利学派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根源。

欧根·庞巴维克是继门格尔之后，奥地利学派第二个伟大人物，他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哲学流派的影响——唯名论。我将简短地审查他对概念清晰的强调。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找到了他自己的哲学批判目标。逻辑实证主义者活动受到他的演绎法和行为学近乎严苛的审视。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认为科学是经验主义的。没有运用非演绎的前提，就无法从演绎中得到关于世界的新知识。我们将审查实证主义者的批评力量。

在开始奥地利学派的讨论之前，我认为有一点是必然要注意到的，就是在知识分子历史上通常很难确立某人受到某个特殊的作者的影响。一个人可以时常在不同的学说中表现出相似之处，但是除开一些特例，一个人通常能够达到不超过一个提示性的假设。要是一个作者坦率地声明他曾受过某人的影响，这个人无疑可以摆脱他人的猜测；可是，不幸的是这些思想家们，很难澄清他们智识的来源。这种解释提出下面的追求至多是看似有道理的。没有历史性的解释是不容置疑的真实。

德国历史学派包括有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以及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尽管大多数人认为这个学派只存在于十九世纪，实际上它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是年轻的历史学派中最为重要的一员，他逝世于1939年。顺带说一句，桑巴特和米塞斯十分熟悉，他也是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的老师。其他的经济学家，奥斯马·施潘（Othmar Spann）和历史学派相当投缘，他一直活到了1950年。在很短一段时间里，施潘还做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老师，但是后来哈耶克却被从他的研讨会里开除出去了。

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不仅仅不同于奥地利学派，同样也与古典经济学相异。他们否认经济规律，甚至连供需定律这样的基本原理也不承认。他们把经济学看作是一种历史性的和实际性的的学科。

多少有一点亚里士多德的意味，以经济学作为家庭管理的学习为特征，德国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学是国家管理的学科。这点上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

按十七、十八世纪的德国重商主义者的传统惯例，所谓的通晓财政者（Cameralists）。相对于经济学理论他们对提高国家实力更有兴趣，特别是对于普鲁士王国，或是1871年之后的，作为德意志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普鲁士。

他们的观点几乎看不出他们的哲学基础，在我看来，汹涌的哲学潮流有助于历史学派产生其典型的学说。特别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十九世纪早期最具影响力和最重要的德国哲学家——G. W. F. 黑格尔的影响。

黑格尔同样也十分了解经济学。他仔细阅读过英国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他尤为喜欢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爵士。他不排斥市场：完全相反，他认为财产和权利参与自由交换是一个良好社会非常重要的成分。

黑格尔认为自我治理的发展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个体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不论怎样，他没有背离伊曼努尔·康德。要想自我做决定，一个人需要拥有财产，通过他人格的开发会成形变得具体化，更进一步，他需要做出决定。交换提供给人们的仅仅是他们需要的机会。

然而，不论是在成熟的奥地利学派观点中，还是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更温和的流行观点里，黑格尔都没能被看作是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交换的自由存在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之中，但是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的支配。（注：黑格尔认为国家是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

在详细说明他关于社会的正确次序的设想中，黑格尔运用了他哲学学说最重要的一点。讨论中的观点还影响了康德的主要继承人——约翰·费希特（Johann Fichte）和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这一点通常被称之为内在联系（the doctrine of internal relations）。

根据这个原理，任何在这个紧密的统一体里的存在都是相互约束的。更精确的说，两个实体(substance)处于一种联系，如果这种联系被改变，那么这两个实体也都不是原来的实体了。一个联系产生一个联系的属性，也就是成为它的持有者的本质的一部分。[3]举个例子或许会更清楚。假如我不认识比尔·克林顿总统。即使我曾遇见他，我也还是原来的我。和克林顿不认识不是我的本质的一部分。所以至少一般的认识上也是应如此。

内在联系的支持者否认这种说法。他认为一个实体的所有属性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和克林顿总统的偶然遇见影响了我的其他每一个属性。一个毫无特点的人在遇到总统后就变得与众不同了。

更深层次理解，每一单个实体的联系覆盖了整个世界。一切事物都是和其他事物联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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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ichard Dien Winfield,The Just Economy(New York:Routledge1988)discusses and defends Hegel's economic doctrines.

[2]Jeremy Waldron,The Right to Private Proper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elaborately analyzes Hegel's argument for private property.

[3]Brand Blanshard,Reason and Analysis(La Sally,I11.:Open Court,1973,p.475.)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起源（二）

2015-07-12 大卫·戈登AustrainEconomicsWeekly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Austrian Economics（Auburn, Ala.:Ludwig von Mises Insititute,1993）

小徐同学 译

内在联系学说对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所有事物都是有联系的，对任何事物的充分认识都需要每一件事物的知识。经济学方法的特征依然是通过使用理论或者模型，把一组特定因素与世界的其余因素部分分离开来。

内在联系学说的支持者们认为这种模型是不合理的。考虑到把某些因素与整体其他部分分离开来是必定是一个误导性的构想。经济学家应该尽可能地使每件事物的完整构想与经济联系起来。

因此，经济学不应该与其他和社会有联系的学科截然分开。它应该连同历史、政治科学、伦理学等等，一起来研究。每一个经济制度都像一个有形实体嵌入在一个独特的社会里。不存在普遍的经济规律，因为他们假定可以让经济与社会的其余部分分离开来研究。经济规律最多受限制于社会独特的类型。

认为经济是与其他社会机制紧密联系的，这个观点是黑格尔的逻辑学范畴内的一个运用：有机统一（organic unity）。[4]在一个动物体内，某个部分功能关系到其他的某个部分，但都从属于这个完整的有机体。根据历史学派的说法，上述类容精确地描绘了经济的运作方式。

黑格尔不认为有机统一是最高级的范畴。然而，这不过只是就在科学范围内而言。尽管我在经济学有机统一的问题上做了集中讨论，黑格尔还是在其他地方广泛地运用这个概念。在他少有的自然哲学的研究中，《哲学全书》第二卷（Volume II of the Encyclopedia）里，他批评了艾萨克·牛顿爵士。康德把牛顿的物理学看作是知识的应然；但是对于黑格尔来说，牛顿的理论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缺陷。牛顿把物理学与知识的其他领域截然区分开来：他的学说体系仅仅依赖于一套规定的假设。相比之下，黑格尔赞扬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因为他试图把天文学带入到与算术相关的神秘主义学说之中。

黑格尔尝试把他的理论应用到实践之中。在他的博士论文里，他力图表明太阳系中的行星数量为七是必要的。行星的数量为七个并不是巧合：因为这会与内在联系学说相矛盾。这篇论文发表之后不久，其他的行星又被发现了，这相当糟糕。虽然如此，黑格尔也从未修改他关于必要的普遍联系的观点。

黑格尔哲学的另一个部分也阻碍了经济科学。正如当下经济学和其他科学规律的构建，这些规律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未来。例如，根据需求定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件商品的需求量增加会导致它的价格的上涨。这个规律不但表现在过去增加的需求量，而且对未来的需求量增加也是如此。

黑格尔怀疑未来是可以被预测的，至少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而言。哲学家只能对过去做总结：而无法揭示绝对精神（absolute spirit）的未来发展。在他著名的《法哲学原理》（Elements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前言中写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起飞”。（注：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反思即是对认识的认识。这里把鸟儿在阳光下飞翔比作认识，那么黑夜里飞行就是一种反思。）

有一个可以看作他自我反驳的理由，黑格尔自己（尤其是在《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里面）曾经试图得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的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指责他是一个“历史主义者”。[5]但是实际上，他的历史观点恰恰是赞成怀疑主义的。

黑格尔的历史规律随着自由的进步成了对过去的一个描述。他没有尝试去预测未来的发展。无疑任何人都可以谈论未来，不管结果如何，未来都将以世界精神（World Spirit）为转移。辩证法的最后阶段是绝对理念（Absolute Idea）来完整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同样也是真实的。然而，这没有使对特定的趋势和事件的预测成为可能。

这表面上与历史学派是类似的。桑巴特和其他历史学派学者试图阐明历史发展的阶段。他们的做法与否认普遍规律完全一致。

黑格尔体系必定遇到一个巨大的缺陷。黑格尔所持有的哲学观点，也就是内在联系和无法预知未来，对于经济科学都是有害的，这没有推断出他所认为每一类科学都受到这些假想的支配。这些只是哲学理论，并非科学理论。

黑格尔的哲学没有在逻辑上与经济科学前后矛盾，这点毫无疑问。但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哲学得到了普遍的传播，它的基本假想倾向于抑制科学的经济学的发展。证据就是历史学派与众不同的学说以及与他们类似的黑格尔主义者们。桑巴特和其他人对“分离方法”的批评就是内在联系学说的一种特殊影射。

有一个具有潜在误导性的解释需要注意。我没有说历史学派的成员认为他们自己是黑格尔主义者。自1831年黑格尔去世后，他的哲学日渐衰落。不过他的思想的基本假想依然存在于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中。

黑格尔与历史学派在哲学范围之外也有相似之处。被宣扬的特殊的经济学学说是历史学派响应黑格尔的观点。一个主要的批评是历史学派针对资本主义对农业的忽视。由于对经济效率的过度强调，农务活动的传统耕作方法处于面临被放弃使用的危险之中。因为这个原因，假如市场引诱农民和工人投入到工业中去，农业也许会遭到完全的衰退。

历史学派对于提高效率没有什么兴趣。相反的是，对于他们来说，农业是一个社会支柱，是需要被保留的。同样的观点存在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农业被看作是一种“地产”（estate），是受到保护的：在司法机构中它接受代表作为一个法人。

更一般的讲，黑格尔把国家视作是经济的管理者。“市民社会”尽管不是国家的一部分，也处于它的权威之下。允许自由地审视古典经济学的规律，对于国家是一个更高级的存在，对于经济则是一个更低级的存在。与之相反，黑格尔认为经济应该被管制来提高国家力量。

历史学派恰恰赞成同样的观点，这不是一场意外，米塞斯在《全能政府》（Omnipotent Government）中详细地描述了一战之前的德国经济学家倡导经济作为一种增强国家实力的方式。他们认为交易不应该自由，为了它自身的目的（增强国家实力），应该受到国家的约束。[6]

奥地利学派完全反对德国历史学派。[7]经济学上这两个学派巨大的分歧，其一或许是哲学背景上的本质区别。曾经影响过卡尔门格尔的主要的哲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他坚决地否定了内在联系，以及黑格尔体系的其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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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For a defense of organic unity by a contemporary Hegelian, see Errol Harris, The Foundations of Metaphysics in Science(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5), pp.279-84

[5]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II(New York: Harper,1967), pp.27-80.

[6]Ludwig von Mises, Omnipotent Government(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4).

[7]The treatment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given above has been influenced by Ludwig von Mises,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984).I have not dealt with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arlier and Later Historical Schools. My comments apply principally to the latter.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起源（三）

2015-09-01 大卫·戈登AustrainEconomicsWeekly

在十九世纪后期，布伦塔诺担任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同时他也是门格尔的好友及同事。在布伦塔诺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曾做过罗马天主教的神父；但是在一场神学研究上的争论之后，他离开了教堂，也被迫辞去了教授的职务。

他的学术训练让他对亚里士多德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轻视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把他们看做是倒退的哲学家。但对于我们现在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他驳回了内在联系学说。

他不认为每件事物都和其他的每件事物联系在一起，也不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被单独地研究。完全相反，意志（mind）很明显与外部世界（external world）不同。更进一步地，布伦塔诺扩展了他自己对于意志本身的分析方法。他把意识的行动（acts of consciousness）从其他对象中区分出来。

布伦塔诺的意志研究（从一个经验主义心理学的立场）或许是他最著名的哲学工作，并且对理解奥地利学派的价值理论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这项工作以及其他一些较小的工作中，布伦塔诺把他关于意志的一般见解应用到价值的概念之中。他的意志研究方法推翻了自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以后的几乎所有哲学家共有的对于意志的普遍概念。在这个立场他尤为反对英国经验主义。

例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之类的哲学家所持有的想法（过分简化的说），理念是通过外部对象在意志留下印象的思维形象（picture）。至少当接收到印象时，意志是被动的。经验主义者们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意志的积极力量。不过为了让这种积极力量起作用，意志必须首先令理念在意志的积极力量上留下印象。（先天的理念很复杂，不过对于我们的目标，可以把它忽视。）

根据洛克和休谟的说法，在感知上，精神的活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如果一个人看到一个独特的对象，他的意志中会诞生一个理念。联想的规律将各种各样积累起来的理念联系在一起。只有很少的余地让意志以一种自发的形式活动。的确如此，休谟否认了自我存在的单独理念：所有能认识的都只是一连串的知觉。

布伦塔诺完全反驳了上面的描述。经验主义者的“理念”事实上并非是指定精神活动：某种程度上它们全都存在，相当于是意志的活动对象。举例说明，如果我思考一张椅子，我的精神活动不是在我的意志中建立这张椅子的思维形象。那么在思考一个对象的时候，我的意志在做什么？思考是一种行动，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活动”。布伦塔诺把关于精神活动的术语定义为是意图性的，在他的著名标语里，这是“精神的印记（mark of the mental）”

鉴于意图性的重要意义，让我们冒险提出一个观点。意图是一种精神的出行或者说是理解一个对象，从意志到对象可以用箭头标示出来。[8]

说到对象，我一直对这个含糊的表达感到内疚。意图的对象也可以精神的对象，正如，经验主义者的理念，或者是一个物理客体。是否有意图的行为延伸了意志之外与真实世界的直接接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布伦塔诺体系的也是模糊的指出这一点。

门格尔把意图性的概念应用的经济价值之中。他没有把价值当做是愉悦或者痛苦的感觉，这样的话，当人感知到一个对象，这种感觉就会无意识的进入人的意志。恰恰相反，在门格尔体系中，偏好是一种判断，I喜欢X（或者I不喜欢X）。判断是一种偏好的行动，因为思考的意图性理解了一个对象，所以它做出了一个偏好的判断，并“走向”终结。用稍有不同的术语说，对于更加偏好的东西会做出评价，将它们排列在某人的价值表上。

相比之下，威廉姆·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概念。他把价值等分为效用或者快乐等可测量的单位。他认为在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一个对象会创造若干数量快乐（效用）的单位，如果他得到与之联系的某种适当形式的话。就其本身而论，他没有得出关于评价的理论。有一个严谨的客观事实，不论什么创造了更多快乐（效用）的单位，事实上只是变得更有价值。

经济学课堂上一个常见的历史故事，就是杰文斯、门格尔以及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不约而同的发起了“主观主义革命（subjectivist revolution）”。但是事实上门格尔不应该与其他两个人划分在一个组里。（这里不会详细讨论瓦尔拉斯：他倾向于把“价值”当做一种任意单位或者一种价值标准（numeraire））。只有门格尔把价值的概念当做判断，一种布伦塔诺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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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rentano's views are very well analyzed in David Bell,Husserl(London:Routledge,1990)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哲学起源（四）

2016-01-03 大卫·戈登AustrainEconomicsWeekly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Austrian Economics（Auburn, Ala.:Ludwig von Mises Insititute,1993）

小徐同学 译

门格尔不是唯一受到布伦塔诺哲学影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他的学生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 Bawerk）也同样在他的著作中展现出了哲学的主题。他与门格尔一样反对历史学派关于在经济学中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规律的内容。在 Control or Economic Law 这篇短文中，他批评了在统治者无视经济规律之下，国家有能力维护经济繁荣的主张。在这一立场上，他隐晦地反驳了内在联系的观点。如同我们先前强调的那样，这种观点排除了科学规律的可能性。

和门格尔不相同的是，庞巴维克最主要的哲学启发并非来自布伦塔诺和亚里士多德，而是来自于中世纪哲学家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庞巴维克继承了奥卡姆的学说，但这没有妨碍他接受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传统。

观点中的问题是说概念需要被追溯到它们在感知中的起源——它们的终极来源。举例来说，黑格尔说的绝对精神，用庞巴维克式的分析就是说，这个概念从何而来？谁能说明它如何从经验中提炼成抽象思维？如果没人能做到这一点，这个概念应当被视为没有任何意义，同时要否定它。

这里要先讲清楚，因为之后这个问题将极大地影响我们。庞巴维克不认为每个概念必须通过感官直接联系到可感知的某种事物。显然影响了庞巴维克的奥卡姆也不会持有这种观点，因为上帝不可以被感知到，而且奥卡姆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不如说上帝这一概念受到的限制更多一些。没有涉及到某种可感知的事物必然是由某种可感知的事物衍生出来的。

通过运用这种分析方法，庞巴维克扫平了历史学派描述的时代精神以及将“规律”视为独特存在的混乱影响。庞巴维克在分析中的目的是用于实践，他渴望了解什么是由概念组成的科学运用。用这种方法，虽然不是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之上，他对于操作性的定义研究过程却类似于科学的现代哲学式追寻。

庞巴维克未能用他巨大的努力制止住这一错误观点的传播。他只花了很少的时间关注其他经济学家的奇特言论。通过发现他们的逻辑错误，来推翻他们的谬论并进一步指出正确的答案。其中最著名的实例是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面审视。

他批评马克思的主要著作有《资本与利息》和一本单独发行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体系的终结》（Karl Marx and the Close of His System）。经过严格精细的工作，庞巴维克瓦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为关键的理论——劳动价值理论。最令人关注的是他揭露了马克思无法用劳动力价格解释产品的价格。即使还有许多难题，但这对他来说还不足够。其中所谓的转形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就足够摧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庞巴维克没有把他自己局限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他还批评了所有劳动价值理论的衍生理论。

至今为止，我们都在谈论在经济理论问题上影响了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哲学思想。然而哲学同样在其他很多方面也影响了他们，奥地利学派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显然是最为独特的哲学学说。

唯一令门格尔和庞巴维克关注的是个人的行动，这里再次将他们推到了历史学派及其黑格尔哲学根源的对立面。按照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说法，国家、阶级和其他集体的存在可以简化为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例如“法国与1870年对德国宣战”的声明是两个特殊人格的简化声明。这个观点很明显：国家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不能被说是它所包含的人民的行动。

然而，在十九世纪后期集体主义的观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历史学派拒绝个人主义的方法论，同时期德国最重要的法律历史学家奥特·冯·基尔克（Otto von Gierke）加入了历史学派一方。甚至在更晚的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奥斯马·斯潘（Othmar Spann）也接收了类似历史学派的观点。

斯潘在其早期有段时间认为把个人当做分离的行动人是非常愚蠢的。个人存在于他们自身特性的联系之中。一个人必须把这些特性当做一个整体，否则就无法进一步分析。今天也有少部分经济学家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觉得奥派像傻瓜，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奥地利学派个人主义运动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