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真相
按：互联网时代，人人都逃不过新闻的冲击。我们让人喜欢的，欣慰的，兴奋的，还有令人忧伤的、压抑的、愤怒的、痛苦的……但我们看到这些就是真相吗？也许是的，也许只是局部，也许永远都不知道真相。
［美］理查德·保罗
人们认为和他们看法一致的观点就是客观的，不一致的就是存有偏见的，这是一件相当自然却又缺乏批判性的事情。因此，如果新闻评论将主流观点稍微转向自由方向，那么只有有自由思维倾向的受众才会认为这些信息是客观的。如果将主流观点向保守方向偏转，那么只有在保守派受众的眼中，这些信息才是客观的。因此，媒体发表自由还是保守的言论取决于他们受众的观点。
宣教和新闻报道的撰写
《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将宣教定义为“特定观点、学说或惯例等被系统地、广泛地传播和推动，以深化自己的理由依据，弱化相反的观点。”根据这一定义，以特定受众为目标的新闻报道和宣教之间就没有明显的差异了，两者间存在惊人的相似逻辑，都是系统地贬抑或弱化相反观点的价值。甚至历史的编纂撰写都会有宣教的成分，当人们有意忽略一些不支持预设观点和意识形态的信息来“神化”或“妖魔化”特定人群时，宣教就出现了。
因为宣教这个词带有负面含义(意味着欺骗或者歪曲)，很少有新闻记者会承认他们的报道里有宣教成分，但是，如果一个人仅从单一文化或国家来源来接受信息，他们的思维就会受到这种歪曲和欺骗的影响。因此，大多数人都深嵌于单一世界观的窠臼中(因为他们接受的仅是从单一角度出发的新闻报道，并没有认真考虑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替代角度)。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已有的世界观是单一不变的。并不是所有人对所有的议题都有一致的观点。并不是所有的德国人都同意其他任意一个德国人的观念，德国人、日本人或是墨西哥人对世界的看法也有明显的差异。此外，从本质上来讲，虽然每个观点都会带来一些洞见，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观点都能带来相同的洞见。
通常情况下，人们识别他国或其他文化下新闻报道中的信息倾向要容易得多，尤其是这些国家和文化与他们存在很大差异时。例如，尽管对本国新闻报道不敏感，以色列人却能够轻易地察觉阿拉伯国家新闻报道中的宣教，反之亦然。
当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表演说称伊朗、伊拉克和朝鲜是“邪恶轴心”的时候，他的演讲受到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欢迎，接下来布什总统承诺要“根除邪恶轴心”，爱国主义浪潮席卷美国。美国新间媒体通过报道引发了公众的义愤，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眼中，美国政府象征着高尚的理想(自由、公平、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布什总统用武力捍卫美国、击溃敌人的形象鼓舞着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
然而，布什的演讲在海外却是另一种待遇。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的新闻媒体将布什批评为一个狂妄自大的人，而美国的盟友则称布什根本不了解事实的复杂性。下面是一些法国和德国媒体面向自身受众对布什演讲的报道(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2002. p A12)
法国《法国世界报》头版刊登了一幅布什身穿迷彩服的漫画，标题写着“布什指出他最新的敌人。”
法国24小时新闻站，LCI上的电视新闻主笔称布什的演讲听起来就像州“一州之长笃信自己有权控制调整地球，发现地球不需调整时，勃然大怒，声称要施以惩罚。”
德国日报《南德意志报》上的评论称，他们为今晚奔赴美国的德国总理施罗德表示同情。“可怜的施罗德，对于这位性情乖戾的欧洲第一人来说，站在刚刚加冕的美国恺撒面前不是件容易的事。”
以下同样是出自《纽约时报》中的伊明和朝鲜国内的新闻报道：
布什企图在中东问题上转移公众奥论，并且为其支持以色列残酷镇压巴勒斯坦积蓄民意。(伊朗国家电台报道)
朝鲜官方媒体嘲笑布什将朝鲜纳为世界最危险国家之列，该媒体称布什“高呼危险”主要是为了替美国在韩国驻军进行辩解。
在每一个例子中，媒体很容易说服人们相信外国媒体报道存有偏见，但是要让同样一批人相信他们国内新闻报道同样存有偏见要难得多，在每一个文化下的公众眼里，本国家的新闻报道都是不言而喻的真相。因为这些新闻通常上是呈献给有同样世界观的受众。
当深陷一种依存于文化的世界观时，人们在自利的假定下进行思考。认为他人(国家或文化的敌对、反对者)都是宣教和操纵，而自身则是公平诚实的；认为他人是在运用宣教和操纵手段，而自身则是自由表达观点，这种心理状态不是什么阴谋和诡计的产物，当媒体为了谋利而向本国受众呈现歪曲的信息时，这是再自然不过而且可以做出预测的结果。
免本国受众产生负罪感
主流媒体通常禁止报道能够引起人们对本国文化社会道德中的错误进行指责和的事件。例如，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让日本民众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尽管美国媒体对此事发生了争论，但是据我们所知，美国主流媒体还是很少提及此次事件为日本人民带来的巨大伤痛。
我们将德国纳样集中营的苦难和日本广岛长崎的核灾难进行对比，在事件过去50年后的资料搜索中，我们只找到一家美国媒体对日本原子弹事件所做的一篇报道，即北加利福尼亚州圣罗莎市的《民主报》( Press Democrat)对日本民众遭受核辐射进行的详细报道，这篇报道是其特邀评论员大卫R.福特( David R. Ford)所写。1965年间，大卫R.福特在CBS电视台火奴鲁鲁附属机构工作，目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塔罗多。以下是他这篇报道的节选(删去了恐怖细节)。
1965年，我在日本广岛度假。我希望在8月6日，也就是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的20年，对事件中受伤和正在老去的人们进行采访。我的采访开始于女性病房。
文章接下来是有关受难者的具体细节性图片，想到自己政府造成这么大的伤害(那天，就广岛一座城市来说，就有200000人丧生)，美国读者陷入极端的痛苦情绪之中。这位美国记者对日本受害者说：
“美国政府事先投下了上百万的警示册子告诉市民撤离。”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没有什么小册子，甚至连警示都没有。”
辨别社会中心思维
世界上大多数媒体都是根据预设假定和本国主流价值观认为的“正确”观念来从事报道的。我们并不企图改变新闻媒体，新闻记者和编辑是在经济需求和工作限制中进行报道的，他们和受众都从属于一个已经同化的世界观。
当然，作为具有批判性思维的大众媒体受众，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主流媒体的新闻不可避免会建立在社会中心的世界观基础上，我们必须学会识别自身文化中的偏见。假定我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比其他文化中的世界观更准确和深刻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认为自己文化比其他文化呈现的事实更为准确这一思维方式并不是更深的洞见，反而是自我中心的体现。社会中心是所有文化的基本特点。新闻媒体不过是一个反映社会规范和禁忌的不明真相的机构。
我们在大众媒体中可以发现许多社会中心思维的例子。新闻媒体是其所立足文化中固有的一部分。同时，媒体又要“售卖”他们的新闻报道，媒体的报纸、新闻播报和杂志必须获得经济利益才能继续运转。
新闻体提高利润的压力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纵观全美经济，获取最大利润，将股东利益置于所有考量之上是每个企业都面临的史无前例的压力。拥有新闻媒体的公司也不免受到商业趋势和经济需求的影响，这些影响塑造了美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形态，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Downie& Kaiser，p25)。
由于任何文化下的个体思维方式本质上都是社会中心的，新闻媒体别无选择只能在一个社会中心的框架中进行工作。任何一种文化下的所有媒体无一避免地为该文化服务，提升该文化的自我形象，有偏见的新闻报道是既定规则，没有例外。
这样，世界上主流新闻媒体都是偏向于自身国家的“盟友”，而对“敌对国家”怀有偏见，因此，在报道其“盟国”发生的事件时，新闻媒体尽可能地支持、赞许，并凸显他们的“正面”做法，对负面事件轻描淡写。而在报道其“敌国”的事件时，媒体则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报道方式，报道中禁止出现有关敌国令人敬佩人物的正面事件，最常见报道的还是敌国的消极事件，这些消极事件常常被报道和突出。对于受众来说，识别这些有偏见的报道，并且在心理上从对立面重写这篇报道的关键是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拥有这一能力，人们就会发现新间中遍地都是带有偏见的报道。当人们能够透过这些偏见看到事实本质的时候，新闻报道对人们的说服效应也就消失了。
歪曲报道来支持特权的观点
每一个记者都自觉地知道用哪些词语来描述世界上受欢迎的国家和不受欢迎的国家(在某一文化视角下的)。我们计划……他们图谋…；我们足智多谋……他们鬼鬼祟祟；我们部署策略……他们图谋不轨；我们有信念……他们只有幻想；我们骄傲自豪……他们自高自大；我们巍然屹立……他们自吹自描；我们发展武器来保护自己……他们发展武器来威胁我们；我们调停……他们入侵；我们有宗教信仰……他们只有盲目迷信；我们是自由战士……他们是恐怖分子；当规则阻碍发展时，我们才打破规则……他们破坏规则是因为他们不负责任，不可信，没有道德。
记者通常选择那些能够强化目标受众已有观点的词汇。讽刺的是，如果记者报道新闻时所持的观点和他们社会中的主导观点明显不同，这些记者就会被认定为是有偏见的和不负责任的。如果你和主流观点一致，那你就是负责的记者，否则你就是不负责任。
当然，也有例外发生，如果相当大一部分人持有相反观点，就像自由派与保守派一样对峙的双方，支持与反对的词汇都会被采用(这主要取决于媒体是被保守派还是自由派所控制)。然而，如果一个人的观点和社会主流对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观点都不同，这个人将会被视为“激进分子”而受到排斥，激进分子通常被定义为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不同意任何一种传统观点)。
要时刻记住主流媒体新闻报道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向特定受众(特定的信念、价值观和偏见)出售新闻信息，媒体报道并不是为了教育，也不是要对多方公平(将所有信息都呈现给目标受众是很罕见的)。为了向受众出售报道，新闻记者必须针对目标受众进行报道，强化证实受众的信念、偏见、价值观和世界观。记者通常都和目标受众有共同的信念、偏见、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对事件进行歪曲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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