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晋武帝司马炎》是日本著名的魏晋政治史专家、京都学派代表人物福原启郎的作品。作者写的并不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而是以司马家族为核心，介绍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失败的政权样本，虽然失败但意义重大。这个样本就是司马炎建立的西晋政权。
说它失败，首先是因为这个统一王朝存在时间很短，只有大约50年，其中司马炎一个人就占了25年。更重要的是，西晋虽然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一百年的分裂，但很快又开启了一个更动乱的时代，长达两个半世纪。作者认为，魏晋国家体制其实是东汉政治体制的延续，换句话说，西晋王朝重蹈了东汉王朝灭亡的覆辙，从这一点来说西晋政权是失败的。
其实，西晋政权是古代中国探索国家组织新模式的一次重要实践。东汉由于“私权化”的泛滥而灭亡，国家政权被外戚掌控，地方社会被豪族把持。所以，东汉之后各个政权都在努力重建“公权化”，其中曹魏政权试图依靠法家式的“威信”力量，最终失败了。司马家族选择了儒家式的“舆论”力量建立了西晋，取得成功，并实现了久违的统一。可惜的是，西晋统治者并没能持续推进公权化，加上外族入侵等原因，这个政权只维持了半个世纪，随后开启了更漫长的分裂期。但它的经验和教训，被后来的各个政权借鉴。
曹丕防住了宗族，却没有防住外族。司马懿父子篡权时，没有一个曹魏宗室成员能站出来力挽狂澜，最后眼睁睁地看着社稷江山被他人夺走。《三国志》作者陈寿感叹道：“可惜啊，自己订的法律，最终残害了自己！”
其实，曹魏政权的失败，根本原因还是曹家根基不深，曹操政权有大量寒族参与进来分享权力，士族们不太满意，仍然希望由我方队友掌权。最终，他们支持同相同背景的司马懿夺取了政权。
司马家族是望族，自然代表士族的利益。所以，司马家族的统治策略不是曹魏的法家那套，而是士族更喜欢的儒家那套。
比如，司马家族格外看重“舆论”。“舆论”在任何时期都很重要，但在魏晋时期尤为关键。
司马炎还努力恢复汉代的社会传统，比如孝道和节俭。儒家认为父母去世后，子女应该穿粗麻布制成的丧服。晋武帝的父母过世后，他服孝三年，同时配合撤减膳食等仪式，以体现孝子因极度怀念父母而茶饭不思。同时，司马炎还当众焚烧奢侈品，向天下示范节俭之道。
除此以外，司马炎还注重招抚流民，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另外，他宣布解除对汉朝宗室、曹魏宗室的禁锢；废掉曹魏时期将士出征要留下人质的做法。
经过这么一番励精图治，司马炎的最后十年被人称为“太康之治”。
司马家族是底蕴深厚的望族，司马炎读的史书应该不少吧。怎么能不知道东周群雄并起以及西汉“七国之乱”的事情。那不都是因为同姓诸侯，过几代以后血缘疏远了，于是自立为王引发国家分裂动乱吗？
其实，司马炎也是不得已，这是那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决定的。西晋之所以重用宗室，与政权结构有关。西晋是由皇室司马家族为首的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的，司马家族作为这个政权的头号既得利益集团，相当于西晋政权的第一家族，统治国家的同时也在给其他家族做示范。它就像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必须得充分展示头号股东的影响力，这样才能维持系统的有序和稳定。
你有没有发现，司马家族努力实现统一并且广泛关注舆论，看起来是在追求“国家重建”这个公权化的目标，但建立政权后，反而把天下变成了“私有的”。这不能怪西晋统治者老谋深算，这是东汉以来整个时代的问题。
从汉代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就是中原政权的心头大患。曹魏时期的策略是把各个游牧部落分隔开，同时把各部落首领软禁起来。现在可好，西晋宗室一方面忙着内耗，同时还给潜在的敌人“解除封印”。
厮杀持续了十多年，北方社会再次陷入动荡。游牧民族也借机纷纷自立，比如南匈奴和氐族在今天四川一带建立了汉国、成国两个政权，很快北方的胡人也各自建立政权。司马家族好不容易得来的统一局面，不到半个世纪就土崩瓦解了。
从东汉后期到西晋这一百年，虽然人们在努力重建秩序，但面对私权化的泛滥，无论是曹魏的法家那套，还是西晋的儒家那套都没有真正达成。西晋虽然探索出一个重建国家统一的新模式，但最终还是没能走出东汉末年的阴影。
历史对这个难题的回应是，继续进行反复实践。西晋灭亡后，中国历史进入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接下来这两百多年就像是一个大的试验场，几十个政权先后出现，都是在测试、迭代不同的历史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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