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知识,即是治疗集体健忘症的药方。
史学工作者永远面临两难的情势,一方面他必须尽可能就手头能掌握的资料(所谓史料)整理出一些头绪;另一方面,他也明白,他既不能在时空两界作无穷的伸展,以求周全,他也不能预知下一个史学工作者将会从哪一个角度来再度审查这一件史事的范围及变化过程。
史学工作者至多只能做到,到目前史料所及的范围内,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诚实地揭去误解与偏见,尽可能从自己提问题的角度,不偏不倚,重建史事发展的轮廓。
某种群众的心态,如何形之于当世的风气——新的历史焦点,不幸还未能为一般人了解。
一个有过严格训练的史学工作者,限于个人的精力,势须选取劳务分工后的某一领域,以为自己工作的园地。
他可能在整理史料方面尽力,他也可能致力于重建某一系列的史事,他可能是某一断代的专家,他也可能是某一专题的专家。
然而,即使人数不会多,总还有一些史学工作者选择了综合性的工作,尝试提出宏观的解释,这是“史识”的运用。
然而史识并不是综合者的专利,不论一个史学工作者选择哪一项专业,他有意无意之间,总会有一定的“史识”,作为他取舍史料,界定史事,及解释历史的依据。
不幸许多史学工作者并不严格检查自己的“史识”,遂致历史学界本身往往缺少自觉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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