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童年，我记忆中的童年，好像是一片空白。
在我出生40天，我妈妈就回到了部队，把我留在了姥姥家。姥姥在我大概一岁的时候发生脑溢血，然后一侧肢体活动就受限制了，所以更多带着我的是小姨和美玲小姨。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小朋友，我也没有正式的上过幼儿园。那时候姥姥家已经从湖南搬到了西安。我唯一有印象的是很大很大的院子，院子的一半是住家，另一半是个幼儿园。小朋友们上课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跑过去玩滑梯，坐秋千，他们的下课铃声一响，我就赶紧跑回来，跑回姥姥家。
在我真正的童年时期，我好像没什么记忆，有什么样的环境，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都不太清楚。我唯一能记得的就是，我小姨陪我睡觉，我总是不睡觉，要求她给我讲故事，她拿被子捂着我，然后只要被子一掀开，我就会大喊“姥姥救命”，姥姥就会站在窗外骂她“死女子，不要打我娃”。我就很高兴。
一直以为大家都是这样的，但有次跟朋友聊天，她如数家珍一般说着她小时候淘到天际的光荣历史，3岁多，4岁多。。。。。。我很惊讶，我的童年仿佛被封存了，钥匙却不在我的手里。
写到这里突然很想念我的姥姥，因为带我发生了脑溢血，半身不遂近20年。她不识字，但总是乐呵呵的。她去世时，我因为是实习生，不能请假，而没能回去见她最后一面。
在我快7岁的时候回到了父母身边，那时候父母刚从部队转业回到北京，没有住房，爷爷家也住不开，记得有一段时间是住在妈妈的单位。晚上下班以后就在他们办公室把桌子椅子拼起来，然后我们晚上就睡在那里，早晨特别早就要起来，再把桌子椅子复原。
终于有了房子，在我印象中是在东城区的工建大院，虽然叫工建大院，其实并不是一个院子，只是一个筒子楼，楼道黑乎乎的，厕所是公用的，做饭都在楼道里，很窄，就像大家在电影里看见的那样。
房子到底是什么样好像印象也不深了，但是我对那段生活的记忆最深刻的是，那时候上学是要自己做公共汽车，甩着大辫子的有轨电车，有个司机叔叔特别好，每次他看见我从那个路口出来的时候就会摁喇叭，我就赶紧往车站跑。然后他就会放慢速度，等他车靠站停的时候，我正好跑到。冬天还可以趴在第1排的座位上，把我的手套放在那个大发动机的包包上，把我的手套烤得暖暖和和的。这好像是我对那段生活唯一的记忆。那辆有轨电车，那个给了我很多温暖的司机叔叔。
后来我们就搬到了胡同里的平房，一间房子，我和弟弟睡上下床，厕所在院子里，院子不大，一共住着5户人家，但是有一个独立的小厨房。胡同生活最幸福的就是上学走过一条马路就可以了，不用再去追车。
我从回到父母身边就被妈妈反复地教导要照顾弟弟，弟弟身体不好总生病，我要有个姐姐的样子，我要担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我要有照顾家的责任，也要把自己管理好。
在我妈妈的军事化管理下，我大概在三年级的时候就已经会做饭，因为父母上班都不太近，下班也回来比较晚，所以买菜做饭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
那几年我最深的记忆应该是肉价菜价，带鱼两毛八一斤，肉可以买2毛钱的，菜都是几分钱的。那还是一个买什么东西都凭票、凭证，凭本的年代，我家的副食本粮票在我四年级时，就都归我管了。我爸爸每星期给我10块钱，然后我来计划每天买菜买肉，做饭，要记账。每天做什么菜都是由我定。到周日的时候把账交给他检查，他会从剩下的钱里奖励我5毛或者两毛，那时候的冰棍可是三分钱啊，巧克力的5分，最贵的大雪糕，双棒大雪糕1毛2，想当初我就是个小富婆呢。
生活能力，管理家的能力就是从那时候训练出来的。
胡同生活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家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郑大爷，赵阿姨经常提醒我“东口小铺来麻酱了，你家买了吗？”“西口来西红柿了，你腿快，先去排队，我们马上就去”“姑娘，快回来，饭糊了，赶紧插上葱，要不你妈回来又得急。”“来带鱼了，快去你大妈那插队，要不肯定买不上。”
还记得上五年级的时候，蹬着自行车，拉着煤气罐去煤气站换煤气，空罐骑过去还好，换了有气的罐，太沉了，就需要那儿的叔叔帮我把煤气罐捆在后座上，还得帮我扶着车，我才能骑上去。煤气站的叔叔经常会说，你家大人呢？我说大人上班。叔叔们都会说，你家大人可真行，让你这么个小孩来换煤气罐。说归说，他们每次都帮我捆的好好的，我骑到院门口就高喊“张大爷、郑大爷，帮我卸煤气罐儿。”
特别想念那些烟火气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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