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上映首日票房已破3亿，豆瓣评分9.0，成为华语影史上第九部豆瓣9分电影。没有流量小生的影片，为什么能一下子占据这么多票房？
《我不是药神》的泪点，不只是影片故事自身带来的感动，还有对于现实题材和社会现象的思考。敏感的医药题材，一群有着特殊身份的主人公，群戏下每个人物都是那么的真实和闪闪发光。
“谁家没个病人呀，你就保证你永远不生病吗？” 当片中的一位白血病老奶奶颤抖着握着警官（周一围饰）的手说到这句话时，相信很多观影的观众都会有所触动，因为人总会遭遇生老病死。
吃不起的救命药
《我不是药神》取材于真实的故事，电影中主人公“程勇”真名叫做陆勇。2010年前后，中国“药神”陆勇的故事曾轰动一时，陆勇在34岁时确诊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全家没有一个人能和他配型成功，无法进行骨髓移植，瑞士诺华生产的药品“格列卫”成为陆勇唯一的选择。从2002年确诊到2004年，陆勇“吃掉”了近60万元。
但两万多一盒的正版抗癌药物不是一般家庭可以接受得住的，到2004年6月，陆勇发现印度仿制药。由于在70年代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维护，价格低廉的印度仿制药一直是印度的支柱产业。
仿制药的价格只有正版药价格的1/20，药效却一致，但因为不合法，并不能拿到内地出卖。 陆勇通过“代购”印度仿制药，在病友圈火了起来。他将仿制药分享到病友群里，随后就有上千位病友找他买药。
后来陆勇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一系列司法顺序后，这位打着法律擦边球自救的患者，成为了“中国药神”。被搬上银幕的“中国药神”，成了更加戏剧化的《我不是药神》。
其实，陆勇对电影的改编并不满意，他不想让外界以为他是为了钱做这件事，在电影首映典礼上，徐峥宽慰陆勇说，“这部电影小人物的部分属于我，英雄的部分属于你。”
其实“小人物”属于在疾病面前的每一个人。我们为生活、为家庭拼搏奔波。可是忙碌了一辈子，面对疾病时却宛如新生的婴儿，毫无反抗之力。
最难治的病是穷病。比绝症更让人心生绝望的是，这个病能治，可是我们却没钱治。现实中，有多少因为重病或不治之症而分崩离析的家庭，又有多少家庭因为治病变穷或者穷上加穷。4万一瓶的正版格列宁吃不起，5000一瓶的也吃不起，500的可能依旧有人吃不起。
绝症是等死；而治不起病，则是自杀，是自己逼着自己放弃生的欲望，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悔恨，走向死亡。
情有可悯，法不容情？
前半程诙谐幽默，后半程感人肺腑。《我不是药神》完成了一次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强力回归，不仅了反映了和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高药价”问题，同时它还引发了关于情、法的讨论。
影片中老太太拉着警察的手：“我病了三年，四万块钱一瓶的正版药，我吃了三年，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们非说他是假药，那药假不假，我们能不知道吗？那药才卖五百块钱一瓶，药贩子根本就没有赚钱，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你们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即使药效一致，但是在中国，未得到国家药监部门审批的药均属于假药。影片中程勇的行为，便是贩卖假药，属于违法。
他犯法走私，法不容情，必须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另一方面，程勇的行为是为了让更多人活下去，他走私的不是药，是命。法大于情，可命大于法。
怎么辩证，这都是一个令人左右为难的命题。一边是不可动摇的法律，一边是天理人情。身为个体，我们都有同理心，会为情感所左右。但是没有法律的社会，毫无约束，就会肆意妄为、秩序混乱。
而去年，山东于欢案也曾引起社会关于情、法之间的讨论。于欢母亲苏银霞向某老板借款，支付本息184万和价值70万的房产后，仍无法还清。11名催债人当着她儿子于欢的面用极端手段，对其进行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等，长达一小时的凌辱。匆匆赶来的民警只是口头警告后，便要离开。情急之中，于欢用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其中一人失血过多休克死亡。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引起了一场社会舆论风暴，而后在二审中改判有期徒刑5年。
程勇贩卖“假药”是为了救人，于欢杀人是为了救下妈妈。这两件事都是违法的，但都是出于不可违背的人性。有人质疑，舆论可以改变法律吗？
珍妮认为舆论不应该改变法律，但是法律不是一步可以完善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道德即人情，法律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人情的存在。所以理智的舆论应该影响不完善的法律，从而促进法律完善。
就像程勇说的：相信今后会越来越好。相信我们的法律可以完成秩序和人情的统一；法不容情，但命大于法。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