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于网络，发自简书App
01
《我不是药神》围绕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寻求低价救命药展开，讲述主人公们在高价救命药与低价走私药、法理与人情、对与错之间的选择。
影片里的每个主人公身上都体现着矛盾与挣扎。程勇想救别人的命，但也许会失去自己的命。老吕，儿子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但残酷的现实并没有给他活下去的信心。思慧，身份在妖艳的舞女与病人信赖的大姐之间转换。黄毛，面对的是回家看看的愿望和不得不选择继续流浪的现实。刘牧师，白天是虔诚的靠主祷告的基督徒，晚上帮着程勇走私。而警察曹斌，面对局长的死命令和老奶奶想活下去的诉求，纠结是该选择逮捕还是释放？
而影片中的每一个群体都因为矛盾而陷入了选择的困境：病人群体的贫穷与疾病的生存困境，假药贩子的利益与良心的道德困境，警察的法律与人情的执法困境，医药公司因新药研制付出的高成本和专利维权的商业困境。
种种困境之下，人们时刻都面临着选择。
02
人的一生都面临着各种选择，舍生取义者，大义灭亲者，生死相依偎者……那些高尚的选择总让人泪目及感动。
先贤圣人们早已经针对人活着进行了阶段划分。分成三种状态：生存、生活、生命。生活的本质首先是生存。在以生存为底线的目标里，人们的选择似乎就没有那么高尚了，甚至触碰着社会的规则和道德底线，充满着争议。
1935年，纽约贫民区的法庭曾审理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问老太太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
在雨果的《悲惨世界》的也有个偷面包的主人公。冉阿让一直照顾着姐姐家的7个孩子，有一年冬天，冉阿让失业了，家里没有一点面包，孩子饿了，于是冉阿让打碎面包商店铺的窗子，偷了一块面包，然后被判服刑。
正如雨果在总结他所在的时代说的：本世纪的三大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03
我们的时代是个物质丰富衣食无忧的前所未有的好时代。而人在社会中关于生存和生活、贫穷和疾病的矛盾和挣扎依然存在。
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里有一个著名的案例：海因兹的妻子患了重病，生命垂危。医生说只有本城一个药剂师最近发明的药能够救她。制造这种药要花了200元，药剂师却索价2000元。海因兹到处向熟人借钱，一共才借得1000元，只够药费的一半。海因兹不得已，只好告诉药剂师，他的妻子快要死了，请求药剂师便宜一点卖给他，或者允许他赊欠。但药剂师说：“不行！我发明这个药就是为了赚钱。”海因兹走投无路下，只能撬开商店的门，为妻子偷来了药。
《我不是药神》里的一群濒死的贫困病人，面前有一个渠道能买到便宜但有效的仿制药，违法买卖但能救人，在守法和活下去之间，他们选择了活下去。活着，对于大家来说最正常的事，但对于某些人群来说，却成了奢望。
编剧借用假药贩子之口的那句话道出了这些人的挣扎的原因所在：“世界上只有一种病，那就是穷病！”
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担忧：害怕自己生病，害怕家人生病，害怕现在的自己支付不起明天的意外。
当疾病和贫困成为人们道德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生存和活着也成为人们的首要选择。
04
结婚誓词中有这样一段：无论富贵贫穷，无论健康疾病，无论人生的顺境逆境，在对方最需要的时候，你能不离不弃终身不离开直到永远吗？相信在婚礼的现场，没有人会给出否定的答案。
而我曾经审理一个离婚案件，贫穷和疾病却成为压垮感情的一根稻草。
原被告经人介绍两情相悦，结婚不到两月，女方患卵巢癌，男方情比金坚，表示不离不弃。两年后，女方的病经手术化疗依然不见好转，男方两次起诉离婚。
我在调解时讲了很多不离不弃的爱情故事教育男方。男方哭着说：我每月打工赚三千元，全部用于给她治病，如今已外债累累，欠了百十万元。我的老妈哭瞎眼想抱孙子，可是她这个病注定不能生育。我日子都过不下去，还谈什么爱情？
年轻人中间曾流传这样的段子：我们努力赚钱不是因为爱钱，而是这辈子不想因为钱不能和谁在一起， 也不想因为钱而失去谁。看似调侃的语气里其实隐藏着年轻人生活的压力和不安。
撇开法律和公共道德的判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去了解别人那些不为人知的辛酸、无法言说的苦衷，也体会不到别人的两难处境和选择。
我们都习惯于用高尚的道德观念要求别人，却殊不知我们看到的低俗和不堪选择里隐藏着我们看不见的无奈和辛酸的生活状态。
05
路遥在他的长篇小说《人生》中谈到：人生，其实无非是矛盾与选择的综合体，无关对错。仅仅在于我们能否有勇气在矛盾中作出选择并勇敢承担一切后果。
《我不是药神》的结局中，程勇在法庭上陈述：“我判多少年无所谓，那是我该得的。可是这些吃不起药的白血病人的未来该怎么办，才是最需要解决的事。”
他不仅在法理与人情的矛盾中做了一个选择，也为自己的选择勇于承担法律责任，同时还把社会和法律应当承担的命题交给了我们去思考。
那个偷面包的老太太也为了她的选择而承担，最终被法官裁定10美元的罚款。审判结束后，旁听审判的纽约市长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各位，我是现任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现在，请诸位每人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的冷漠付费，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这个市长认识到了造成老太太盗窃选择的社会原因，所以自己也做了应有的承担。
对于社会原因造成的选择，不仅当事人个人，我们整个社会，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应勇于承担，去做些什么。因为人类的悲悯之心，是一个良好社会应有的人文基石。
高调的道德批判，如果没有人性的光辉，就会变成伪君子的说教；良好的社会保障，必然充满着温暖和人文关怀；而公正无私的法律，只有覆盖人性中善良和正义的需求，才是一部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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