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典型
在遥远的地中海沿岸，有一个城邦。那里的人生了孩子就马上出海，打鱼或做贸易。他们的孩子由雇佣的人养大，从小便知道，长大的意义就是离开家，去面对滚滚波涛，和外面的大世界。
在古老的中国河南，50多口人的传统大家庭里，人人各安其位，由嫡长子长孙组织家庭事务。人们把家庭看得很重要，因为离开了家族赋予自己的道德人格，他们将无法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出去打鱼的这波古希腊人，在合作、竞争、尝试、失败和重生中认识了人的属性。他们知道人性的优点和弱点，也知道了由于受环境局限而向外走的人本身所展现出来的“性恶”一面不可遏制，所以他们以最坏的打算建立了法律和制度，并通过共同遵守来维持秩序。
在中国家族里处境最优渥的嫡系男性，不但享受着长辈的政策倾斜，还通过占有家族中其他成员本该享有的资源来为自己培育后代。他们是最能显出人性“善”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未曾受过环境或周围人的压迫，也拼尽全力去维系着这个行将就木的家族系统，因为这是他们善的来源。
那些要建立法律和制度的人，在想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他们除了发现人性的真实以外，还发现虽然每个人都与众不同，但身上都有各自的原恶，最明显的一个证据是他们总是出于恶劣环境的逼迫而向外发展。而他们发展的目的，就是去创造和发现善的存在。这个善因人而异，所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前提是尊重大家都认同的规则，不要损害别人”成为了他们的共识。
而这些靠着来自环境和周围人的善意长起来的人则以“道德之健全完善”为最高追求。毕竟在物质需要、安全感、情感需要和尊重需要的满足都与生俱来的同时，他们只要踮一踮脚想着做个高尚的人，就会在道德方面有所成就。
二、新变
有通则有变。以上两种是典型的地中海人和中原人，他们要么以性恶为基本认知，以制度为基本保障，心安理得地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要么以家族社会为后盾，以道德人格为理想，维护传统秩序的运行。其他的人，大多经过了不同程度的西化或东方化。下面有两个容易看到的例子。
基督教是东方的宗教，其强调谦卑、感恩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古代东方文化痕迹，这强有力地补救了地中海文明在对个人力量的盲目自信和极度夸大之后带来的灾难，由此在以性恶为基础建立起一套制度的地中海人的精神世界里生根发芽。
古代中原大家族阶层分化严重，地位极不平等。而文化统治权都在“善”的最顶端的嫡系传人手中，那些处于这个系统末端的旁系后裔，苦难深重而无可宣说，在文化等各个方面不具优势，加之不堪文化压迫，而产生了求新变的精神。于是他们也走向了向外发展的路程。
三、殊途同归
那些接受了基督教的地中海人，在原先就有的自信、尊重人性和个体力量的基础上引入了感恩、谦卑等东方文化因素；那些在传统中国大家庭中感到难以伸展的人在保留了文化传统留给他们的谦卑、感恩的营养的同时，开始全面向西方文化吸取其自信、独立、主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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