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喂生猪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喂好生猪交国家，积好猪粪种庄稼”。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还隐隐约约的记得，七十年代故乡的土墙上，曾有过这样的石灰字标语。它是当时公社号召社员们积极养生猪的口号。
在农业合作社时期，为了增加农家肥的产量和给国家多交生猪，生产队把猪粪和公分挂钩，公社食品厂也是根据生猪收购时的重量发放饲料票。这两种做法极大的鼓励了社员们养猪的积极性。所以当时几乎家家都养着一两大肥猪。
我记得八九岁的时候，爷爷在院子的东墙角下圈起了一个猪圈，搭建了一个猪窝。买回了一个十几斤种的伢猪（公猪仔小时候被阉割的称伢猪）。奶奶负责养猪，家里每天三顿饭的剩汤剩水，她都倒到了猪食盆里。冬天里她又给猪煮饲草，煮红薯。爷爷则负责割猪草和拉土填圈以及出猪粪。夏天和秋天，猪主要吃的是青草，外加一些软柿子；到了冬天猪吃的是干草粉末，偶尔给猪食盆里撒上一点麦麸，或是拌一些煮熟捏成糊状的红薯。星期天，我和本巷的几个同学早上去地里为猪拾落柿子。下午就去打猪草。如果贪玩打不到青草，怕回去以后挨家长的批评，就等到天黑以后去偷割生产队给牛种植的苜蓿。那时候社员偷苜蓿的现象很普遍。因为社员们一方面要参加集体劳动，另一方面家里还得养猪。这两样活都是为了多挣公分。有时家里闲人少，自己又实在腾不出时间打猪草，就趁着天黑，或者是天不明去地里偷上一莝苜蓿回来。大队的保卫员经常会抓住一些偷苜蓿的社员的。不过一般都不处理，说上几句就放了。除非你跟保卫员顶牛争吵，他才会把你偷割的苜蓿送到大队部的。大队干部对于偷苜蓿的人，首先要求你写个检查。写了检查之后，才让你将苜蓿送到生产队的饲养室，把自己的莝再拿回去。我在十二岁那年的暑假里，被学校派去站红哨岗，一些人的草蒫上面是青草，下面就是苜蓿。但是，往往看着他们脸上尴尬理屈，和歉意乞求的表情，我于心不忍，就放他过去了。偷苜蓿喂猪是当年的一大特色，也是公开的秘密。即使被发现了也不算丢人。俗话说：吃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可以说谁家的猪喂的最大最肥，谁家每年产的猪粪最多，这基本上都是偷苜蓿偷来的结果。
生队产为了鼓励多产猪粪，每个月都组织评估猪的体重。根据猪的体重来决定各家猪粪的月车量，再根据月车量记工分。比如以生猪五十斤起步，一个月算一车猪粪，然后每增加十斤，再加一车猪粪。一车猪粪记三十个分，十车猪粪就记三百个分。三百个分基本上算能一个劳力每个月的全勤。如果评估的粪多，实际产不够的话，社员们就多拉土填猪圈，沤上几天等土变黑了就算是粪了。评估猪不过磅，就是让有眼光有经验的人用眼断。为了公平公正，评估人员一般不要本村的人，是从外村和公社食品厂请的。这样基本上会让群众满意的。在鼓励社员养猪上，生产队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给猪分红薯。队上每年都栽植着面积不小的红薯地。谁家养猪谁家就有一车车的红薯挖回来，否则就分不上红薯了。当时有这样一句话：“人吃的猪食，沾的猪光”。这话虽然难听，但是实话。就是因为人分粮食不够吃，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就用红薯来充饥。故乡七零后的农村人，谁敢说不是吃红薯长大的呢？
交售爱国生猪，也是社员们获得粮食的一条门路。公社食品厂每月定期收购生猪。社员交售生猪既能得到现金，也能领到给猪的补贴饲料。补贴饲料一般是玉米。一头二百斤的生猪，可得到一百多斤的玉米。玉米面在当时算是比高粱面高一个台阶的粮食，深受群众喜欢。一个农户一年如果交上一两头大肥猪，就能得到二三百斤的补贴饲料玉米，这些补贴的饲料名义是给猪的，其实绝大多数都让人吃了。说起给公社食品厂交生猪，也是很不容易的。食品厂每半个月收一次生猪，每次开秤收猪，大门口排队交猪的队伍像长蛇阵一样。为了能交个好猪，人们早上起来把猪喂得饱饱的，猪起码增长十多斤的份量。还有的人为了突进增长猪的份量，拿出平时舍不得让猪吃的玉米面、高粱面煮熟拌上盐水，让猪狠狠的饱餐一顿，然后拉上肚子拖了地，一步也迈不动的肥猪去交。结果是由于人太多，从一大早排到下午才挨上交猪。中午太阳火辣辣的晒，猪又是拉屎，又是尿尿，份量又大减，等于让猪白白吃了那些好吃食了。不少的人因为这些，经常在食品厂门口大骂。说食品厂人工作效率低，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些有经验的人，半夜就起来喂猪，天一亮就赶到了食品厂，然后给收猪的塞上一包廉价的香烟，说上几句好话，早早的就把自己的生猪送进去过磅交了。等到猪再拉屎尿尿，那就是你食品厂的损失了。
说起那时候的养猪，真是有许许多多辛苦和有趣的故事呢！俗话说：命薄一张纸，勤勤饿不死。在那个年代，喂生猪确实是老百姓为了生活的一条好门路。只要吃苦耐劳，既挣了公分，又换来了粮食。有时候还会被评上养猪模范，奖个奖状和茶缸什么的。既得到了实惠，又获得的荣誉。
八十年代末期，生猪收购和销售走向了市场化，公社的食品厂解体。化肥的产量也越来越大，品种更是五花八门遍地开花，农家肥由于追施费劳动强度大，不再被人们重视。一家一户的养猪也慢慢的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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