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说的不仅是片长。
长的是导演的艺术生命。
张艺谋今年74岁了。对于电影，还是保持着做“作业”的心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有几年，他被市场裹挟着拍“大片”，但跟制片人提要求，得让他拍一部挣钱的之后，再拍一部想拍的。
《第二十条》目前票房13.4亿，目测是挣钱了的，但是不是他想拍的呢？不知道。但是作为一份普法教育的“作业”，他完成得很好。
长的是我们与导演共同经历的时光。
我总觉得，与艺术家同处一个时代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尤其是同在国内的艺术家。他与你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经历着同样的变迁，共享着同样的网络，他甚至创造了你的记忆。
从《黄土地》、《红高粱》的形式感，到奥运会团体操的大场面，到《三枪》、《长城》的走麦城，他的青春与银幕下的我们重叠。而他在银幕上的成长，却必须接受一茬一茬青春的审阅。
所以看张艺谋的电影，并不仅仅是在看某一部电影，有点像老夫老妻在说事儿，总是会羼杂各种印象，偏爱或者偏见。
长的是中国法治的成熟过程。
1992年，张艺谋拍《秋菊打官司》，支持“民告官”，“要个说法”的说法，也说了32年。
这32年里，司法判决逐步走向人性化，才有2024年唤醒“正当防卫”的《第二十条》。
顺便解读一下，片中颇具喜感地把雷佳音的手机铃声设置为公鸡打鸣，就有唤醒的寓意吧。
这两部电影，其实都是要“讨个公道”，说的都是法治与民心的对视，司法与民意的同行。
长的是从青葱少年到油腻中年的琐碎人生。
《第二十条》的人物设定，是中年男人为着生存，几乎忘记了当年的热血和正义，但是面对孩子的清澈眼神，终于唤回当初，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
雷佳音扮演的这个小人物，在领导面前点头哈腰，在老婆面前唯唯诺诺，从十八线小县城来到市检察院挂职，内心诉求一是儿子能从市里的好高中考入好大学，二是自己能从挂职转为正式。
这是普通中年人都很熟悉的生活压力，应对的办法是变得圆滑油腻，消灭自我，实现精致利己的精准目标。
午夜梦回时也会惊觉自己怎么活成了年轻时鄙视的模样？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面对改变被告人命运的情境，但自家孩子被霸凌的情况却并不罕见。这种时刻最能看到少年意气与中年丧气的时空距离。
长的是大众审美的变迁。
32年前《秋菊打官司》去“要个说法”，倔强的农妇笨嘴拙舌，挺着大肚子就能把故事讲完，主要人物也就三个。
而现在来做普法教育，同样的道理必须包裹在喜剧的糖衣里，通过多组人物广泛呈现社会热点，在密集的语言和笑点中，精确地找到电影核心的出击角度。
32年前的故事充满泥土气，而气质却简约高蹈，现在的故事发生在城市里，手法却更加接“地”气。
长的是这一部电影可能影响的未来。
这还是张艺谋完成的“作业”之一。也是完成得最好的“行业宣传片”之一，有检察院的深度参与，让我对办案过程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不予置疑。我觉得，从法治生活的层面看，这部电影完成的使命，是至少下到一个32年，我们的社会还能感受到它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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