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的发展
元朝建都大都后，运河便是运送江南物资的重要航道，是大都繁荣的大动脉。
据《元史·食货志》记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可见水路运输对元朝的重要意义。
1276年疏挖以大都为重点的南北大运河，到1289年，元朝发武卫亲军千人疏渗河西务至通州的运河，同时开挖安山至临清并北接卫河的会通河。至此，南起杭州到通州的元代京杭大运河贯通，比隋朝的运河缩短了近千里，但漕运船只能到达张家湾的三个码头。通州到大都的漕粮主要由陆地运输，难保大都的需要。
为了解决通州至大都的漕运问题，都水监郭守敬提出建议，开凿通州到大都运粮河，获得批准。
由郭守敬主持开凿，从1292年8月开工至1293年7月竣工，全长164千米，建闸11处，共20座，巧引昌平白浮诸泉水，扩大了水源，引入岔山泊（今昆明湖）,东流经西水关入大都城，东出文明门(今崇文门）,沿金代闸河故道疏泼到杨闸，为减少落差，延长河道，放弃闸河故道改向东南新开河道。于张家湾入白河。
漕船采用梯航之法逐一过闸，能抵达大都的积水潭（什刹海）。这一年秋，元世祖忽必烈到大都，经过积水潭，见船舶蔽水，漕粮堆积如山，非常高兴，遂赐名“通惠”。（通惠河）成为一条重要的糟粮运输河道。
漕运的繁荣
明正统三年（1438年）五月，大通桥建成，它标志着通惠河新起点的开始，后来又挖掘几处“月河”，建造多处滚水坝等工程，调节水量，以利航行。
1528年，御史吴仲主持开挖通惠河竣工，从而奠定了由通州的土坝和石坝转运漕粮的基础，京粮由石坝卸船，经通惠河运到京仓。通粮由土坝卸船经护城河或车运入通仓。实现了通往京、通各仓的一套完整的里遭渠水系。
“坝”就是用土或砖石筑垒的小矮墙，围成广场，成为堆放漕粮的场所，也就是停泊潜船、堆放漕粮的专用码头。
通州每年漕运开始于农历三月初一春暖河开之际。山东、河南二省的遭船到通州，举行开漕典礼，祭祀坝神。祭祀完毕，一年一度的漕粮运输、验收工作开始。
漕粮上坝季节，东、北二关停泊的漕船、民船，连绵数十里，几乎没有间隙，真是千墙万艘。扛夫摩肩接踵，商贾游客车水马龙，小商摊贩比比皆是，人声嘈杂，喧嚣鼎沸，灯火辉煌，彻夜不宁，极盛一时。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漕粮运输每年达400万石左右。
明永乐年间（1403年-1424年）京杭大运河用船，统一改用“清江造船总厂”制造的漕船。
明景泰、天顺年间（1450年一1460年）,配置漕船1175艘，每船配备漕兵10人，专门从事漕粮运输的漕兵达12.17万人。
在大运河上航行的官船，民舫总数最多达四万余只。清代，各省漕粮运往京仓的称为正兑米，运入通仓的称为改兑米。
漕粮又称为军粮，为粗制白米，主要是供奉八旗军的粮响。白粮又称皇粮，为精制白米，是供奉官员和朝廷所用。奉粮也称杂粮，多是麦、豆、小米，是各地营兵的口粮，乾隆年（1737年）,经大运河运到通州的白粮达768938石。自清迁都北京以来，利用京杭大运河运输达180年。
大量漕粮囤积于皇家仓库，仓库的选择既要临近京师，又要交通方便，通州距京师咫尺之遥，兼备京杭、通惠运河水运的便利，金、元、明、清800年间，不仅是遭运主要码头，并且是仓储重地。
古代在仓廒内储粮，不用药物，就能避免因潮湿而霉坏粮食，又很少发生火灾，存储期又长，这种储粮方法是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通州人民为此也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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