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这本书,我在六月份就已经读完了,而且是在喜马拉雅上录制音频朗读完成的。
在朗读的过程中,我时时产生出对书中先生们的敬仰、伤感、不忍、悲悯等等情绪,有时甚至悲愤到语带哽咽,而不得不停下录制。

当我完整地读完这本书之后,一直想写下对这本书的感受,可是每每提笔,总觉得我浅薄的文字不足以表达我最真实的感受和我对他们最真挚的敬意。
当今天在收拾各处散放的书籍时,又一次看到《先生》这本书,我不忍就这样悄悄地将它插回书架,从此可能就遗忘了它。
于是,我决定还是把它曾经带给我的那些感受记录下来,给自己留待回忆,也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熟悉或陌生的先生们。
《先生》这本书并不是某一个人写作的,它其实是一部纪录片的文字脚本。这本书里首选的是前十集的人物,他们分别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这十位先生。
这十位先生有些已经耳熟能详,有些只是听说过他们的一些趣事,而有些却因为种种原因比较陌生。
其实就像胡适先生,也是近些年来才对他有了一个较为公正客观的认识。像梅贻琦先生,也许是因为《无问西东》那部影片才让他更为人所知吧。
而在这本书中,让我感触最深,朗读时影响到我情绪的是张伯苓先生。
这些年,西南联大越来越让更多的人熟知和热议,人们也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里众星璀璨,大师云集。
而西南联大就是由当时的三所高校组成的,其中著名的清华、北大都是国立,唯一的一所私立学校就是南开大学,而南开的校长正是张伯苓。
从1904年南开中学创立之时起,之后张伯苓陆续创立了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南开小学,并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张伯苓担任了南开系列学校校长40余年。
胡适曾经评价张伯苓,说他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因为张伯苓倡导的新式教育,让南开大学发展出一条赖以成名的实业兴学路线。
张伯苓始终坚持开办新学,从1904年10月16日这一天起,直到他生命的终点,张伯苓所思所虑,所为所愿,再也没有离开过南开,没有离开过中国现代教育事业。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将毕生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先生,却晚景凄凉,生前竟然连再回南开参加校庆日的资格都没有,甚至连将他安葬在南开校园内的生前遗愿也难以实现,让人怎能不泪目。
想当年,抗战刚刚开始,南开大学就成为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1937年7月29日,日军对南开就开始了疯狂的轰炸,几乎将南开大学夷为平地。
正是张伯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对南开的坚守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赞誉,1944年南开建校40周年,也正是张伯苓的70寿诞,全国的南开校友为了表达对张伯苓校长的敬意,发起了“伯苓四七奖助金”运动,最初预计从社会上募集110万元捐款,结果最终捐款总数竟然超过了600万元。
1947年春天,张伯苓从国外回到天津,据说当年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超过了3000人。
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1950年的南开校庆日,张伯苓想去南开中学参加校庆的资格都没有了。
早在1949年深秋,重庆解放前夕,当时居住在此的张伯苓由于收到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来信说“不让老校长动”,原本可以离开的张伯苓决定留下来,而这个抉择最终导致了张伯苓晚年的悲剧。
这位高层领导人曾是南开的学生。在南开求学时家境不富裕,常在校外小摊吃一碗白水煮豆腐充饥。张伯苓得知后,免除了他的学费。
后来该领导人因领导五四运动被捕,出狱后张伯苓又用“范孙奖学金”资助其赴欧留学。据他自己回忆道:“我小时候到张校长家,总是给我贴饼子、熬鱼吃。”
由于张伯苓并不希望学生过多参与学生运动,他认为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能够独立思考。后来他开除了那位激进的学生,而那位学生日后成为了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
当1951年二月张伯苓先生在天津病故时,家人从他口袋里只发现7元多钱和两张旧戏票。生前弟子三千,两园桃李的张伯苓,身后清寂。
之后38年,先生的骨灰历次变迁,都始终未能如愿地安葬在南开校园。直至1989年,在南开老校友的努力下,张伯苓的骨灰才迁回南开校园。
如此境遇,让人怎能不唏嘘不已。读到此篇时,正好是今年的高考之日,唯愿如今的学子如先生所期望,能让自己强大起来,能够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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