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九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提着手提箱，穿过哈佛大学的校园。殖民时期风格的建筑，给人一种异国情调之感，但与剑桥的哥特式尖顶建筑相比，它们显得清晰而朴实。学校的中央图书馆叫怀德纳图书馆，是我见过的最大的图书馆，有几分钟，我暂时忘却了过去的一年，抬头看着它，惊叹不已。
我的房间在法学院附近的研究生宿舍里，房间很小，像个洞穴，黑暗，潮湿又阴冷，有着灰色的墙壁和冰冷的铅色瓷砖，我尽量不在里面呆着。这所大学似乎提供了一个新的开始，我打算接受它。我将能选的课程排的满满的，从德国理想主义到世俗主义的历史，再到伦理和法律，我参加了一个每周一次的学习小组练习法语，还参加了一个社团学习编织。研究生院开设了一门免费的碳笔素描课，虽然我这辈子从没画过画，但也报名参加了。
我开始大量阅读休默，卢梭，史密斯，戈德温，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的作品。我迷失在他们生活过的世界里，迷失在他们试图解决的问题中，我着迷于他们对家庭的看法，个人该如何权衡自己对亲人的特殊义务，以及对整个社会的义务。我开始写作，把幽默的《道德原则研究》中发现的线索与穆勒《论妇女的从属地位》中的细节编织在一起，写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写完后我将它放在一边，这就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章。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从素描课下课回来，我发现母亲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们要去哈弗，她说。这句话我至少读了三遍，肯定她在开玩笑，我父亲从不旅行，除了到亚利桑那州看望他母亲，我知道他从不去任何地方。所以他要飞越大半个美国，看望一个被恶魔附身的女儿的念头似乎太荒诞了。接着我明白了，他是来拯救我的，母亲说他们已经订好了机票，到时会住在我的宿舍里。
“你们要不要住旅馆？”我问，他们不住。
几天后，我登录一个多年未用的旧聊天程序，随着一声欢快的“叮”，一个名字，从灰色变成绿色，提示到查尔斯上线了。我不知道是谁先开始聊天的，也忘了是谁建议从线上聊天改成打电话的，我们聊了一个小时，仿佛时光从为流逝。
他问我在哪里念书，我回答完，他说，“哈佛！天啊。”
“谁会想到啊？是吧？”我说。
“我想到了，”他说。的确他总是那样看我，早在有任何迹象之前。
我问他大学毕业后在做什么，换来一阵尴尬的沉默。“计划，不如变化快。”他说，他没能大学毕业，大二时他的儿子出生了，他便辍学了。因为他的妻子病了，有一大堆医药费要付，他去了怀俄明州的石油钻井平台工作，本来只干几个月，他说。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我告诉他肖恩的事，我如何失去他，如何失去了其他家人。他静静地听着，然后长叹一声，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应该放手，让他们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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