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对快餐文学的批判

关于快餐式文学，我先前总是不屑。然而我现在又想动笔革一革自己的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我自己的咽喉，反而要为快餐式文学说两句。

詹姆斯•斯科特•贝尔在《冲突与悬念——小说创作的要素》开头便提了一问：“小说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这个问题并非他首次提出，我们中国人以前就说过：“文以载道。”这四个字可以说非常之“方巾气”了，好像也就是“吾儒”们依据着“圣人”的苦心孤诣提出来的。历来多数中国人都奉为圭臬。然而韩愈不知道，自己说的这句话揭开了中国人做文章一大毛病的序幕。且不说做文章吧，看一看今天电视台各种晚会的小品相声等语言类节目，明明大家欣赏得颇有兴味的时候，它偏偏要话锋一转，愣是凑上一个中心思想。这些中心思想，大多又迎合国家重大政策方针。这就让观众陷入了尴尬境地了。明明想酣畅地笑一场，却突然莫名其妙地接受了教化。连小品相声都如此，文章就可想而知了。

快餐文学就不见这样的毛病。中国的快餐文学，主要就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以其浅显、娱乐，甚至可以说“俗”，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也同样因此受到广大学者文人的诟病。著名的，就有陶东风对于网络文学的猛烈抨击。和历来传统的文章不同，网络文学可谓是真性情的文学。《盗墓笔记》这书，若非改编成了网剧，也不会见主人公天天把“上交给国家”挂在嘴边上。思想觉悟如此之高，想必也不会贪心那五百块钱和一面锦旗。读者读了一本快餐式小说，也不会生出万丈豪情，甚至想要为国家政策的实施出一分力，读者只会觉得身心得到了休息，而不是被人莫名其妙灌输了一堆“正能量”。王小波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说：“现在市面上冒出了一批纯粹为了娱乐的作品，我想这是好事。”网络文学里有一类作品，常以日记形式出现，记录主人公生活点滴，叫做“日常”，这类作品若是出现在七八十年代，即使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大约也过不了审。上面会问：“写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意义呢？”可他们就不知道贯彻一下周总理的意思：“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近来观看金晨主演的网剧《萌妃驾到》，剧中的皇帝针对通俗小说发表见解：“这只不过是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产生的非主流文化而已。应该包容。”这句台词，大约就是编剧对于政府的美好幻想了。且不说封建大地主能不能有这样的包容之心，我们人民政府也没有。若是有，《萌妃驾到》作为一部“非主流”的古装轻喜剧，怎么又会由四十集活生生剪成三十六集呢？

其实这所谓的“没意义”，就是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如果中国人允许“没意义”的东西流传开来，《红楼梦》也不会被禁了。如果中国人不会给文学作品强加主旨，也就不会有人拿《红楼梦》当反封建的大炮了。

关于小说的目标，詹姆斯•斯科特•贝尔认为，即使说它是作者挣钱的工具，都没有什问题。也就类似于“著书全为稻梁谋”。这个逻辑完全正确，读者休闲，作者赚钱，还能带动经济发展，很合情合理。有学者要说：“这些文章没有任何文学价值，读者读了有什么收获呢？”且不论它们到底是不是全无文学价值，咱们平头老百姓，又不想成为什么文学大师，读这些没价值的东西，想必也没有大害。再说，读快餐文学，与读经典文学，细细想来也没有什么冲突。法律也未尝规定读了快餐文学就不许碰经典文学。

有些人整天危言耸听，说当代中国人喜欢读快餐文学，精神贫乏。我们从两方面来驳倒这观点。第一，当代外国人难道不读快餐文学？他们非但读，而且读得比我们早，在网络普及以前就开始了。所以国外也不盛行什么网络文学。

第二，说当代中国人精神贫乏，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只看八部样板戏过活，当时也没有什么人敢出来说中国人精神贫乏吧。

这些危言耸听的观点，我以前竟也认同，现在想来很是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