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室友安利了薛兆丰教授，顺便就刷了一下《奇葩说》的第5季。作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平时生活接触和交流的讯息都与经济学息息相关，说实话，要不是通过这次薛教授上《奇葩说》，我都不知道原来经济学在非专业人士的眼里是这么的“独树一帜”。
薛兆丰的个人魅力在奇葩说上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并与奇葩说的气质相融合，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从节目展示和幕后访谈不难看出，薛兆丰教授把自己用经济学“武装”的非常到位，并且严格按照“人设”说话，所以并没有展现太多的个人情感。少有的展露情感其实都是在其他导师的引导下流露出的“微小而又放松”的人情味，与没有感情的经济学家形成了剧烈的反差萌。其实细细想来，在关于真正“招黑”的敏感性观点上，薛兆丰教授从来没有表态，而是借经济学的框架套用过去了而已。
薛教授的经济学观点在奇葩说的节目上由于专业性和独立性的原因，很难遭到直接辩驳。但其实在系统了解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后，我对薛教授的观点其实并不是完全认同的。
不过，这并不是指教授的经济学理论有错，而是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特性所致。经济学实际上是一门高度依赖逻辑的学科，如果逻辑框架严密，自成一体，从内部基本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但经济学最大的问题在于前提条件。
例如，薛教授关于“谁错谁道歉还是男生先道歉”的问题运用了“税收转移”这个点，但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交易不会崩溃——也就是情侣最后会达成和解而不是分手，这样男生先道歉就是有效率的。同时，这一说法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人是不会变的，情侣间的感情是既定的，即税收转移中供给方和需求方的直线是给定且不变的。在经济学中这确实可以成立，但此方法类比到情侣间明显是欠妥当的。
薛教授所提到的“先制定规则”并没有错，但比较是制定“男生先道歉”还是“谁错谁道歉”两项规则中，前者虽然会花费更少的成本，但后者明显更有利于使一段感情长久稳固的持续下去。 “理性的吵架”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是比较困难的，达成这一规则确实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且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现实生活中男性吵“逻辑”，女性吵“情绪”其实都不是理性的做法。真正的理性分出对错的目的不是为谁输谁赢下定论，而是互相利用言语了解对方的底线，通过观察对方的底线有没有触及到自己的原则，从而更有效率地判断出两人合适与否。底线与原则相冲突的缓解成本是非常大的，而如果不相违背的话，便可以以制定新的行为规则来避免此类事件日后发生的概率，并为此类冲突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参照，这时候的“税收转移”可能更加有价值。
经济学思维的方式通常伴随“在……前提下”这一假设，在经济学专业内进行辩论时，通常辩论到最后都会收敛于几个最“终极”的问题，比如人是否生而平等、人是否具有理性、效率与公平谁更优先等等。
同时，用经济学解释问题还会遇到遗漏变量的麻烦。以薛教授之前经典的“春运火车票涨价”观念为例，在薛教授的理论框架下，该观点的逻辑并没有漏洞，但却面临效率与公平的核心冲突——其中并没有涉及到民众的情绪问题。如果按照薛教授的观点，虽然明确了谁付钱谁坐车的规则，但也立下了“有钱人先于穷人”的规矩。然而，贫穷很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并非穷人自己的选择。将火车票限价到所有人都能买得起，为的就是将通过贫富分配车票变成了通过“运气”获得车票（价钱一样，谁抢到就算谁的）。在这一背景下，“贫富”这一先天标签被“运气”这个随机标签替代掉了，从而更有利于整个社会情绪上的和谐。黄牛抬票价现象某种程度上是“涨价票”对贫者的伤害向“平价票”对“运气不佳”者伤害的转移，其中的增量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维护我们心中的“财富差距并不代表人的差距”这一情感满足，这样相比下来，其实二者成本是相当的，而“平价票”规则更有益于整个社会情绪上的和谐，“把锅甩给黄牛”，更不易挑起贫富矛盾这种敏感话题。
在这里多说一句，薛教授关于春运票价的观点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简单的“涨价”，而是“弹性定价”。薛教授所持观点大致的意思是让火车票的定价方式改为像飞机票一样的有折扣的“弹性定价”——冷清的时候出售打折票，火爆的时候就不打折了，这样可以让春运的人依照自己的条件，更理性地计划行程，而非全挤在一个时候。薛教授由于“涨价”的观点挨骂，媒体其实是要付一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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