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的艺术的出现。”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社会相较于前代而言更为自由，同时思想领域也呈现出活跃松动的态势，各种宗教思想的传播与发展削弱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力。这样的“气候”改变了人们对妓女的看法，人们眼中的妓女形象不似前代“下贱”，同时元代还存在“八娼九儒十丐”的说法，士人地位的下降等都成为解释元杂剧中妓女多次作为正面人物出场的原因。元杂剧中的妓女是颠覆前代的“新形象”。不同于以往的出身低贱、淫荡无度、泼辣狠毒等匪妓形象，元杂剧中大多数妓女多是才貌双全、一往情深、敢于抗争、渴望从良的意识觉醒了的贞妓形象。
在元杂剧中，妓女的“色”被作者刻画的入木三分，作者毫不避讳对妓女的美的描述，但在刻画妓女外在美貌的同时作者还将笔墨倾注在妓女内部才情。对元杂剧中的妓女形象进行归纳分析，不难发现这群女性不仅拥有美丽的容貌，而且天资聪颖，心地善良，具有纯洁的心灵，在她们身上少了些烟花之地的艳俗，多了些端庄清雅的淑女气质。 这些妓女先天容貌出众，同时她们后天大多受到过特别教育，加上本身的聪明伶俐，因而多才多艺，“歌舞弹唱，拆白道字，顶针续麻”，无所不会，无所不晓。《玉壶春》中李素兰“见一朵娇兰种，似风前睡海棠，睡浓时素体鲜红玉，觉来也慧魄散幽香，眼檬檬如西子春娇团，汗溶溶似太真浴罢妆”；且“年方十八，诗词歌 赋、 针指女工，无不通晓，生得十分大有颜色。《谢天香》 中的谢天香同样是兰心蕙质、才华横溢，有着极高的艺术修养。《青衫泪》中裴兴奴“颜色出众，聪明过人，吹弹歌舞，诗词书算，无所不通，自小时曾拜师曹善财为师，学的一手琵琶”。元杂剧中的妓女更多的是一种内外兼修的淑女形象。
剧作家赋予妓女如此才情与美貌，究其根本，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心态。元代科举制的废除、重吏轻儒使得儒士社会地位下降，位于娼丐之间的残酷现实更是给了儒士致命一击。失去精神支柱的儒生心理是极大不平衡的，科举制的废除更是剥夺了儒生实现人生价值的权利，他们没了目标和追求。处于尴尬窘迫地位的儒生开始玩世不恭，纵情声色。无疑，这给士妓的交往提供了机会。在交往过程中，他们不再像前代一样，带着挑剔的目光去审视妓女，摒弃偏见的儒士发现了这群女子的美丽与可爱。
元杂剧中的这些风尘女子，虽身处在一个风月场所，看似多情滥情的地方，却依然能够保持专情。对爱人一往情深，对爱情忠贞不渝。面对爱情，她们勇敢坚定，不惧鸨母的威逼，不为商客的利诱，坚守自己的爱情。《玉壶春》中的歌妓李素兰钟情于穷书生李斌，拒绝了山西富商甚舍的追求。《金线池》中的杜蕊娘因为爱恋落魄秀才韩辅臣，受到势利母亲的百般责难，还要“镊了鬓边的白发，还着你觅钱哩！”如若不从，“怕不都敲断你的筋”。但她唱出：“今旷漾人头厮摔，含热血厮喷，定夺俺心上人。”为了真正的爱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仍然对韩辅臣表示即使母亲“拷的我皮肉烂、炼的我骨髓枯”，也决不变心。这些风尘女子对爱情执着，勇敢地反抗那些她们爱情中的封建恶势力。
在元杂剧中，这些一往情深，忠贞不渝的对象多是儒生。在儒士与妓女的交往过程中，儒生自身的才华得到了妓女的赏识和肯定，他与妓女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愫。剧作家笔下的这些青楼女子不为金钱所动，不因利益而改变爱情选择，对商人不屑一顾，钟情于儒生。这种形象的塑造，其实是作家对自己不平衡心理的一种慰藉。在元杂剧中，士妓相恋大多数都有幸福美满的结局，妓女对儒生一往情深，士子也不负其深情，成功高中，获得成功与爱情。剧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这些，于是通过艺术手法塑造一个理想的世界，来平衡自己的内心。
元杂剧中还反映了妓女对从良的渴望与争取，这是元杂剧区别于前代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在她们身上体现了她们对自身奴隶地位的不满和人格意识的自我觉醒。她们意识到“我想一百二十行，门门都好着衣吃饭，偏俺这一门，却是谁人制下的，忒低微也呵”，日日思考着“怎生勾除籍不做娼，弃贱得为良”。在作品中，这些女子们大多选择儒生作为自己嫁人从良的对象，她们时时刻刻都渴望着成为独立的人，获得人身自由。她们拒绝任人摆布，不屈服于命运，她们大声地呼喊，愤怒地控诉，勇敢地进行反抗。她们身上的叛逆精神是与前代青楼女子的服从软弱不同的，这是元杂剧作家所创造的闪烁着新的思想光芒的妓女形象。
元杂剧中妓女渴望从良，体现了她们的正直的人格。她们敢于反抗，勇于斗争，作者对她们的反抗精神持赞赏态度，反映了作者对封建恶势力的义愤，同时也是作家自己对现实压迫的一种反抗，这是一种泄愤的表现。元杂剧中妓女反抗斗争都是以胜利的告终，作者这样子的设计，其实也无形中反映了作家对实现理想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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