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阅读1小时，总计1427小时，第1373日
阅读《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第六章“借古非今”：古代中国的仪式伦理与国家理性
第七章毛崇拜、关系的主体和个体的回归
记录历史、撰写历史、解释历史在中国文明中有悠久的传统，这是人们的共识。但很少有人这么想：在中国，由历史学家撰写的古今演替，已经是国家功能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与国家相对立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 70 年代，法家学说特别适用于集中力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此，儒家被认定是对社会主义秩序的巨大威胁。
推动这场运动最有力的是对顽固的“儒生”的仇恨。对古代和现代社会的儒生都一样仇恨。古代儒生代表了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学者宣扬克己复礼、美德、怜悯、义气和忠诚，想恢复旧的秩序，让人民顺从。这个讽喻的用意是想指出，在当代社会主义社会，危险的儒家思想仍然潜伏在反动阶级及其吹鼓手知识分子的言行之中。
在李泽厚重新肯定孔子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对比中，这场运动作为支配其他两个主题的第三个中心主题变得越来越明显。通过抬高法家，谴责儒家，提倡今胜于古，这场运动的目的在于销蚀亲属和礼法社会，确认它必将被新的、更有效的国家机器所代替。
当礼被用来作为建立社会秩序的初级手段时，它同时表明权力关系如何安排。礼靠自身发挥权力作用的方式与靠法令和命令外在发挥作用的权力有明显的区别，后者依赖于掌握权力和控制资源，尤其是这种权力结晶为完善的国家机器的时候。当靠外在的法令和法规来使用权力时，它与通过礼实现的社会秩序再生产的过程分离开，这就意味着政治功能已经获得一种存在。当权力获取了一种自治的基础后，它便不再靠编码指令的转化媒介来诱导人民归服，而是预先便设定了通过外在指令而强迫服从的效果。因此，对建立在礼治基础上的政府，儒家话语的涵义是：它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权力被包含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和调节中，它并没有被客体化，并没有被外在化为一种与社会对立的普遍状态。
拉波特认为，通过礼权维持社会秩序比建立在资源控制上的权力和外延权力的使用要早。如果这个假设被人接受，则我认为礼权统治的严重中断是源于原始的平均主义社会和史前社会的国家的崛起造成的。
一旦脱离了儒家文化下的社会关系，新的和刚刚形成的个人性就得寻找安全的庇护所，这使他们自相矛盾地又投向一个新的革命集体主义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恰好吞噬了他们曾渴望的个人性。
在西方，现代化逐步的引入已经有几个世纪了，传统并没有受到全盘拒绝。德国在西方是一种例外，因它的现代化起步较晚，导致了对领袖的群体崇拜现象的出现。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对传统的丧失也是突然的和有创伤性的，而这一过程因其同时也是现代化国家的消除传统机制的对付创伤性变化、失落和哀悼的政策和计划的一部分而变得更加复杂。
关系主体性并未直接反对政府，而是在国家控制的领域之中形成多种联系。政府在通过相互监督创造原子化的个体的地方，关系就会通过交换的关系将这些个体联结起来；政府在那将人们合并成一个集体，关系主体就会形成网络分隔这些集合体。这样，关系学向政府权力提出了比个体的集合更为有力的挑战，因为关系学暗中破坏了国家权力，而个体主义必须与它正面对抗。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