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没人真正明白该如何解释这一可以预见的神秘现象。人口过渡理论完全是一个让人费解的领域。出生率的崩溃基本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东西，因文化演进而出现，靠口口相传而蔓延，但又并不受上述因素控制。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连相应的知识也尚未到位。就法国来看，它甚至在官方鼓励生育的当口出现的。同样，在当代，很多国家没有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却仍然出现了人口过渡，拉丁美洲尤其如此。1955年之后，中国固然是靠计划生育让出生率下跌的，但同一时期，斯里兰卡的出生率下跌却纯属自愿。在来看宗教：就在教皇的后院，意大利的出生率猛降，在非天主教徒的眼里，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当然，宣传计划生育显然对这一趋势起了推动作用，并加速了亚洲部分国家的人口过渡进程，但总体来看，它不过是廉价又方便地帮助妇女们实现了自己的本来就想做的事情。英国的人口过渡始于19世纪70年代，正好碰上安妮，内森特和查尔斯，布拉德洛写的避孕小册子变成了畅销书--但谁说的清，那个是因，哪个是果？
那么人类的生育力大幅下降，到底会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很怪，排在首位的原因，居然是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婴儿死亡的概率越大，家长生的就越多。只有当妇女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活下来的时候，他们才会控制家庭规模，不再继续生下去。这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西方人都觉得，贫穷国家的孩子活下来的越多，只会越发恶化人口问题......
额，言外之意就不用说了吧。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回忆道：“数不清有多少次，”演讲结束之后，好多听众跑来对他“小声说”，“要是我们救活了所有孩子，他们长大之后不会挨饿吗？”答：“不会”。如果我们把孩子救活，人们会缩小家庭的规模。在如今的尼日尔或阿富汗，1岁儿童的死亡率在15%以上，妇女一辈子平均要生育7个孩子，而在尼泊尔和纳米比亚，儿童死亡率不到5%，妇女平均只生育3个孩子。但有时候两者却不必然相关。举例来说，缅甸的婴儿死亡率是危地马拉的两倍，生育率却只及后者的一半。
另一个因素是财富。收入更多，意味着你能养活更多的孩子，但它同样也意味着你能负担更多的奢侈品，让你远离不断生育。儿童也是消费品，但较之汽车来说，孩子更耗时间。每当国家走向富裕，人口过渡就出现了，但出现在什么收入水平上并无定数，而且，在同样一个国家里，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生育率都是同时下降的。当然，还是有例外：也门的人均收入是老挝的两倍，出生率也是两倍。
这根女性解放有关系吗？当然有。女性普遍接受教育和低生育率存在紧密的相关性，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生育率高，部分第反映了女性对自己的人生相对缺乏控制。迄今为止，减少人口的最佳政策，恐怕就是鼓励女性接受教育。从进化来看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人类这一物种当中，女性希望生育较少的孩子，高质量地抚育他们；而男性则希望生一大堆孩子，对抚养质量不怎么关心。故此，通过教育赋予妇女权利，节育的愿望就能占上风。但这里还是有例外：肯尼亚90%的女孩都能完成小学教育，但生育率确实摩洛哥的两倍，摩洛哥女童完成小学教育的比例只有72%。
这和城市化有关系吗？当然有，人们住在农村的时候，孩子能下田帮忙，可一旦人们离开农村进入了城，住房昂贵，工作在家外面，大家庭就碍手碍脚了。大多数城市的死亡率都超过了出生率---从来如此。它们是靠移民来维持人口的。可还是没法一概而论：尼日利亚的城市化程度是孟加拉国的两倍，出生率也是后者的两倍。
换言之，对于人口过渡，我们最多肯定滴说，随着各国变得更富裕，更健康，教育程度更高，城市化率更高，自由度更高，出生率会降低。典型的妇女或许是这样考虑的：现在我知道自己的孩子不会死于疾病，我不需要生育那么多；现在我可以找到工作养活孩子们，不我希望频频打断自己的事业生涯，现在我受过教育，能挣回薪水支票，我可以主动避孕，现在的教育能让我的孩子们从事非农业工作，我必须负担我生下的孩子们去上学才行，生太多了我供养不起，现在我可以购买消费品，我应该小心控制，别人家庭规模太大，收入太分散才好，现在我住在城市里，应该对家庭有个规划。或者诸如此类的想法互有结合。他还会受其他人以及节育诊所榜样的鼓励。
说人口过渡是一种神秘地渐进式的自然现象，而非政府政策取得的成功，并不是说政府的政策没有背后出力。倘若非洲人口出生率缓慢的下降速度能加快些，恐怕能带来巨大的福利回报。倘若靠慈善机构或者政府援助开展一个大单的项目，降低尼日尔等国的儿童死亡率，从而减少家庭规模，并把计划生育的消息传到农村，那么，到了2050年，非洲说不定能少喂整整3亿张嘴巴。
消费和商业是控制人口的战友，人们以消费者身份“进入市场”之后就会控制家庭规模，这一类的观点，知识分子们是不乐意接受的。患了市场恐惧症，倡导反资本主义“克己复礼”禁欲观的教授们才不想听这些呢。可两者的关系不仅存在，而且还很强。赛斯，诺顿发现，经济自由度低的国家跟经济自由度高的国家相比，前者的出生率是后者的两倍还多。此外，还有一个独特的例子能证明这一规则。北美洲的再洗礼教派，也即哈特人和阿米是人，基本上顶住了人口过渡带来的变化：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庭规模很大。尽管他们禁欲般地强调家庭角色，仍然实现了这样的成就。
这个欢快的结论，当劳动分工达到所有个体都彼此交换商品和服务的程度，不再依靠自给自足，人类这个物种的数量大爆炸就停止了。我们越是彼此依存，也是生活富足，人口就也是趋于稳定，靠地球的资源足够养活。罗恩，贝利发表了一通跟加勒特，哈丁完全不同的看法：“采取强制性人口控制措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经济自由实际上造就了一双无形而又仁慈的人口控制之手。”
较之人口爆炸，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更关心人口萎缩造成的后果。出生率极低的国家，劳动力迅速走向老龄化。这意味着靠储蓄吃饭的老人越来越多，处在工作年龄的纳税人却越来越少。这样的担忧虽然不无道理，但说末日将至也未免言过其实，毕竟，今天40岁的中年人到了70岁肯定还能高高兴兴地继续操作电脑，而现在70岁的老人继续操作机械工具就太困难了。理性乐观主义者又一次为我们带来了宽慰。最新的研究发现了第二波人口过渡：非常富裕的国家一旦达到某个繁荣程度之后，出生率便略有增加。以美国为例，它的生育率在1976年触底，妇女人均生育1.74个孩子，而今这个数字已增加到2.05。24个人类发展指数高于0.94的国家里，有18个的生育率都出现了回涨。当然也有令人费解的例外情况：日本和韩国的出生率持续下降。宾西法利亚州的汉斯-博德。科勒跟人合作开展了一次新研究，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在富裕以后，没能给妇女提供更好的机会去达成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所以才会这样。
总之，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有关全球人口的消息是在是好的不能再好了，当然要是进步来的更快些还会更好。人口爆炸逐渐销声匿迹，人口萎缩也有望止跌回稳，。人们越是自由，越是过得繁荣兴旺，出生率就越是有望稳定在每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左右，完全不需要强制，这还不算好消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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