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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选择的力量倾向于取消合作，而族群发育惯性倾向于合作。从染色体到细胞，再到人类社会，都如此。
合作和竞争，孰先孰后呢？这是一个古老问题，至今纠缠着我们这些社会科学研究者。现在，根据这学期课程引用的资料，我的见解是：合作，因为是生命的自然倾向，故而必定发生在竞争之前。竞争的前提是基因型的存在和表达自身的能力，为了表达，基因必须允许双链分离和分离之后单链的复制，也就是说，它必须先获得“合作的能力”。事实上，合作，或者它的物理学与化学表达——互补性，是无生命世界的任何一件“事物”能够稳定地存在一段时间的前提。
根据社会演化的历史，合作秩序的进一步扩展，要求超越亲缘利他行为模式。
企业家活动的核心职能，对于合作秩序的扩展而言，是在具体情境内创造并维持一套合作信誉的评价机制，从而比较公平地分配合作的收益。公平，绝不是为了满足博弈参与者的公平感。因为公平感的职能绝不是为了满足它自己，而是为了提供合作行为的有效激励——即权利与义务的匹配机制。在这一意义上，企业家的功能不是直接去追求企业效率，而是创造一套可以满足最大多数合作参与者的公平感的激励制度，套用民间的描述，就是“摆平”合作各方的利益关系。这样的职能，绝非经理人可以履行的。
族群隔离现象，杰克逊称之为“homoPhiiy”（直译是“同性恋憎恶者”，现在通指对某一族群的厌恶），已成为美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之一。我注意到，最近几年，中国社会也染上了这一病症。如同下面这张随机生成的社会网络，形成了三类群体：（ 1 ）主流社会，围绕市场经济的核心节点，拥有最丰裕的纽带（资源）；（ 2 ）非主流社会，有自己的纽带资源和节点，对主流社会保持批判的距离；（ 3 ）边缘群体，这是一些孤立节点，生老病死，不会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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