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
二、
荀子论之曰：国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宋献是也。荀况论之曰：国家，集中了天下的利益和权势。有道行的人主持，可以得到大的安乐，大的荣耀，成为幸福的源泉。无道行的人主持，却带来大的危险，大的拖累，有君王的地位还不如没有；等到形势极度恶化，他即使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也做不到了。齐王、宋康王便是如此。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如果提倡礼义，就可以称王，树立信誉就可以称霸，玩弄权术则必然灭亡。
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响之者，则举崐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基定也。基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国济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领导国家提倡礼义，就无人可以加害于他。即使做一件坏事、杀一个无辜的人便可以得到天下，仁爱的人也不会去干。君主守定意志，维护国家，坚如磐石，以此礼待他人，就可以产生众多的仁人志士。以此条陈布置国家刑事法律，就可以制定出良好的法律。君主极力如此主张，再率领群臣以身作则，就可以树立起礼义的风尚。这样，属下能够以礼义纲常尊崇上司，统治基础就稳定了，基础稳定国家便安定，国家安定则天下平定。因此说：用国家的权力推行礼义，一天就可以做到众人皆知，商汤王、周武王便是如此，即所谓的以提倡礼义而称王。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具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即使道德还未达到完美，礼义也没有做到完善，然而已经可以掌握治理天下的大致条理。做到赏罚分明，取得天下的信任，使臣属清楚地看到它的重要性。政令一经颁布，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欺骗百姓；条约已经缔结，不管有利还是无利，都不欺骗合作的邻国。这样，才能军队强劲，城池坚固，使敌对国家畏惧。国家的方针一贯而明确，友邦就予以信任。即使是偏僻的小国，也可以威震天下。春秋时期的齐、晋、宋、秦、楚五霸主便是如此，即所谓的以树立信誉而称霸。
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驰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由礼义而由权谋也。
带领国家追逐功利，不申张正义，不遵守信用，唯利是图；对内不惜为了一点小利去欺骗人民，对外为了追求大的利益不怕欺骗友邦。对内不好好治理自己已有的东西，却常常觊觎别人的成果。这样，臣下百姓就无不以奸诈之心对待上司。上欺下，下瞒上，于是上下关系分崩离析。这样，便使敌对国家轻视，友好国家不信任，权术泛滥而国家日益削弱，走向极端，终于灭亡，齐王、孟尝君便是如此。齐王要强大齐国，不去提倡礼义，不去修明政治，不去统一天下的思想，只是成年累月地骑马在外面征战。所以齐国强大的时候，向南能够打败楚国，向西能够逼迫秦国，向北可以战胜燕国，在中原能够征服宋国。然而燕国、赵国一旦群起而攻齐，便如摧枯拉朽。齐王身死国亡，成为天下共同声讨的对象，后世提起暴君总要举他为例。这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崇尚礼义而沉溺权术。
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以上三种，贤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地加以抉择，仁人志士必须认真地予以辨明。善于抉择的人可以控制别人，不善于抉择的人则被别人控制。
三、
臣光曰：甚哉秦之无道也，杀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竞也，忍其父而婚其雠！乌呼，楚之君诚得其道，臣诚得其人，秦虽强，乌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论之曰：“夫道，善用之则百里之地可以独立，不善用之则楚六千里而为雠人役。”故人主不务得道而广有其势，是其所以危也。
臣司马光曰：秦国真是太不讲道理了，害死楚怀王又逼迫其子楚襄王；楚国也太不争气了，忍下杀父之仇而与敌人通婚！呜呼！楚国君王如果能坚持正确的治国之道，对臣下任用得人，秦国虽然强大，又怎能肆意欺凌它呢！荀况说得好：“治国之道，善于掌握则仅有百里方圆的地方也可以独立于天下，不善于掌握哪怕像楚国有六千里国土也只能被仇人所驱使。”所以君王不认真讲求治国之道，只一味制造声势，正是走向危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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