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贝克在德国出版了《风险社会》一书，但反应平淡。直到1992年该书被马克·里特(Mark Ritter)译成英文后，“风险社会”作为—个概念和理论才被更多的西方学者以及公众所接受。而吉登斯涵盖丰富、内容全面的著作无疑在推广这个理论的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两人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具有高度的互补性。
与贝克相比，吉登斯的风险社会理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他对制度性风险的强调，另一个是他分析了风险社会对个人的日常生活产生的个人性风险的影响。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英国工党在加世纪90年代重新执政后，就把吉登斯的理论作为其制订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吉登斯被称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思想导师，其理论构成“第三条道路”思潮的主要内容。德国的施罗德和美国的克林顿也都是吉登斯的拥护者和实践者。
对于全球而言，现代社会面临的风险可以简单地划分为社会性风险与个人性风险，社会性风险主要是指整个社会面临的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可能面临的风险。诸如 SARS、毒品泛滥、艾滋病扩散、恐怖活动、社会性冲突等问题。随着社会利益不断多元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性剥夺显化，集体行动非理性的社会冲突的发生可能性日益提高，整个社会面临的社会性冲突风险日益现实化且呈不断升级的趋势。个人性风险主要是指某些社会个体可能遇到但又不是每个社会个体都可能遇到的生活风险，这类风险与个人的生活经历、生活状态相关而呈现出个体特质的风险特征。诸如矿难事故、交通事故、飞机失事等，主要是从事相关行业或某种生活状态下个体可能面临的风险，此类风险往往由于人们的忽视而处于控制之外。
从另一个视角看世界，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社会成员的生活风险与日俱增，生活压力日益增大。这类生活风险的出现与社会转型紧密相关，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朋友，都能深深地感受到生活日益充满不确定性。随着市场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整个社会卷入到一个全球庞大的市场网络，连一个普通农民也不能幸免于难。然而，市场经济本身就内蕴着巨大的风险，农民也免不了时常遭受“谷贱伤农”的市场波动风险，居民同样也免不了受经济波动导致的物价变化、失业等生活风险。市场化改革大幅减少了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福利，社会成员的支出项目不断增加，特别是教育、医疗、住房的市场化改革给社会成员增加了大幅负担，许多家庭长期处于透支性消费状态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与危机感，生活压力之大令大量社会成员苦不堪言，并进而形成社会性不满情绪，从而甚至影响到社会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因此，生活风险过大无疑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必须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充分关注。
现在的美国的确是一个大国，但早已不是一个文明的国家。美国模式曾经是成功的，但现在失败了，美国模式从成功到失败期间经历了重大的改变。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否是成功的，不仅仅要看其是否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更要看其是否能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美国模式都不是成功的，我们不可以盲目照搬。
总之，当今世界是一个风险社会，美国如此，中国也不能例外，风险的本质具体上说就是生存成本升高的问题。因此，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当代世界的风险本性，了解风险社会的运作逻辑，从而努力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富有前瞻、全局性地制订合理的政策促进整个社会的顺利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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