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的一个春日，父母都上班去了。十八岁的我独自在家，坐卧不宁。一种不祥的灭顶之感袭来，压迫得我浑身发紧。这种感觉已经持续了好几天。
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我不停地问自己。终于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从书箱里翻出一本鲁迅的文集，挑选了一个干净的日记本，从笔盒里取出一支钢笔。犹豫了一下，又拿起一瓶墨水。然后从床上抽出一张小毯子，卷起来，把它们都塞到黄书包里，锁上家门。我离家出走了。
从家里到县城32公里。我没去坐车，可能觉得既然是出走，就该步行。暮春天气，太阳暖暖的，路边的草木庄稼勃勃生长，只有我一个人恹恹地在落魄中走着。
傍晚的时候，才走到学校。进校门后，我踅到操场的一个角落，不敢靠近教室。就这样僵僵地站着，站了很久很久。
天完全黑下来了。晚自习的铃声一次又一次响起。夜气凉透，我才开始从操场向亮着灯光的教室挪步，最后仍然停留在十米开外的暗影里，再也没有向前踏出一步的勇气。很想遇到一个同学，却又害怕遇到。我在等别人来发现我，告诉那个关乎命运的消息，它决定着我下一步的方向。
不知道又过了多久，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面前走向教室。将要踏上台阶的时候，他忽然转过头来，看到了我。“咦，你站这干吗？”我走过去，嗫嚅着刚要开口，他又说：“你预选上了啊，怎么还不来学习。”
他叫李光勇，是个老大哥一般的厚道人。至今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幕，记得那一刹那他微笑的表情。
我说“哦，你早就来了啊。”假装平静地走进教室，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冰凉麻木的身体逐渐回暖。当晚在宿舍随便找个床铺睡下，因为比较自信的同学，都把行李留了下来。
第二天早早就起来去了车站。到家后告诉父母，自己预选通过了。然后悄悄把毯子和《鲁迅选集》放回原处，整理好课本试卷，把刚带回家不久的被褥再打成包，扛回了学校。
经过预选，班级里的人数减少了很多，气氛开始沉闷紧张起来。那些没通过预选的同学，就此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有些再也没碰过面。
后来我有幸考上大学，经常回想起那个长途跋涉的下午。设想那年如果我没有通过预选，会去哪里，后来又会怎么样。也许真如自己打算的那样，成了一个浪迹天涯的作家？谁知道呢。直到今天，我从未和任何一个人说起，在那个荒唐的日子，我所受到的炼狱般的折磨。
我侥幸多考几分，通过了预选。也无暇去多想那些被迫就此离开学校，一辈子都没摸过高考试卷的同学。在庆幸自己能挤上独木桥的时候，心里偶尔也会隐隐的泛起一丝苦涩感，其中就杂糅着些许为同学命运而起的憾恨。
也许他们后来生活得很好，自己早就不以为意，但我还是为之抱憾。而直到后来取消了预选，我才明确意识到，内心深处慊恨的指向，是不合情理的制度。
有一种残酷，是人为造成的。那不叫竞争，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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