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最初人们谈到佛陀和佛法时，把他们比作一团云，这团云给夏季遭受干旱的土地降下焕发生机的雨露。这些内容正好符合了干旱地区居民的现实追求。水是他们的命脉，在没有接受佛法之前，他们只是恐慌的接受着雨露的滋养。而在信仰了佛教之后，雨露则成为了佛的赐予。人们在享受了上天的雨露之后，总是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佛陀，在佛陀的供奉地，感激着佛陀的赐予。
公元前3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佛法的传播的洪流开始向南北两个方向蔓延，北传佛教中的一支----汉传佛教，其传播路线和丝绸之路融合，因为沾染了本土民族文化的色彩，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这一路向东的过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一座座屹立千年的石窟。
在印度，早期的佛教造像之雕塑佛座，佛发，佛足和菩提树来表现佛或者佛说法的场景。形式间接明快，只是显现佛的存在和佛的睿智。
阿富汗是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印度，西亚与中亚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佛教传到了这里，并且很快就融入到这场文化的交融之中。巴米扬石窟是现存最大的佛教石窟群，巴米扬大佛是世界上最高古代立式佛像。大唐高僧玄奘漫漫西行的路上，曾经来在过这里，在《大唐西域记》里曾描述了这里的佛教寺院和石窟。可惜，现存的巴米扬石窟已经是满目疮痍，与玄奘描述的有天壤之别……
漫漫西域大漠，天高地阔，在遥远的古代，面对神秘的自然天象和无尽的人生苦难。人们要么要有所信仰，要么就只能悲哀。于是，人们就把春天的耕种和秋天收获，把每一刻的幸福都归功于上天的恩赐，通往遥远佛国的道路就成了一条救世之路。佛窟就是人们仰望天国的场所。在西出阳关的丝绸之路上，对于往来奔波的商旅们来说，他们得到的一切，都是佛的赐予。他们不遗余力的弘扬佛法并拿出自己的一部分积蓄开凿石窟。
公元3世纪，西域受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开始石窟的开凿。在新疆，石窟雕刻多为彩塑，也有木雕和个别石雕。壁画艺术在新疆石窟中占有突出地位。壁画的绘法，采取古代西域流行的晕染法，结合铁线描的轮廓勾。除了宗教的内容之外，还有许多表现耕种，狩猎，商旅往来，音乐舞蹈和民族风貌的场景。从一个绿洲到另一个绿洲，佛教冲破了一个一个封闭的文化圈。定居者们也摆脱了自己狭窄的生活圈子，为自己创造了现实视野之外的世界。在那些佛教艺术中，佛陀始终是高高在上，和现实世界是割裂的。现实世界中的存在的花草树木，山川河流仅仅是为了表现事物发生的地点，生涩的起着布景的作用。
佛教是外来教，初入中国时，始终水土不服，大受排斥，曾先后出现过佛儒之争，佛道之争。但是佛教极力将自己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和玄学糅合到一起，以适应当时的历史环境，从而入乡随俗。
敦煌莫高窟，可以清晰的看到这种本土化，在壁画和雕像的形象来看，菩萨有了中原汉装或南朝名仕的形象，出现了潇洒飘逸的精神风貌。西域佛教艺术结合中国的文化，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艺术体系。菩萨处于佛陀和众生之间，直接面对寻求解脱的人，引领他们来到佛的面前。在洞窟的行制上，人们取消了中心塔柱，形成一个更大的佛殿，佛殿正面是佛陀，两侧是陪伴，在高高的穹窿上，常常画着装饰图案，图案中心是个圆，他的意思是超然于尘世之外。壁画中也出现了很多佛教故事，这些故事告诉人们，佛陀在得道之前，只是一个普通人，他骑着自己坐骑，离开尘世家庭而出走。唐代的敦煌，洞窟里的风景画有了现实的意义，它首先展现了宗教故事的场所，其次，宗教故事又使它成为了必要条件。它和纯粹的风景画之间，只有一小步距离，而这一小步，使佛形象显得亲切而又耐人寻味。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译介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古代的凉州位于河西走廊的东端，他一直与西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也最早接触吸纳了中原文化，鸠罗摩什，玄奘，八思巴等一批高僧曾在这里驻足，翻译经书，弘扬佛法。在天时地利的条件下，凉州一度成为了北中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在凉州的辐射作用下，大约在公元四世纪至五世纪，石窟遍布河西，从西到东形成气势宏大，光彩夺目的石窟艺术，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千佛洞和莫高窟。凉州僧人昙曜在主持开凿了天梯山石窟之后，更是东下大同，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并为龙门石窟的开凿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
当白马驼经到达洛阳白马寺时，佛教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而佛教石窟最终也在洛阳龙门石窟完成了中国化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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