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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汉，南北朝，隋唐》第8章
神化圣人以神化官方学说，是汉代统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神化孔圣人，是为了神化统治思想，尊崇和巩固经学的地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否定神化圣人论，破除对孔子的迷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冲击着统治思想的理论形态和政治哲学基础，为统治思想的重新调整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开拓了道路。王充歌颂汉代帝王，或有溢美之嫌。但是，在各方面汉代都远胜三代，历史有长足的进步，乃是事实。王充生活于东汉的鼎盛时代，是立志报效汉家的士人，又主张厚今薄古，他在总体上肯定汉朝政治，是可以理解的。
王充对经学的批判比较全面地触及了统治思想理论形态的各个方面。王充是从经学中冲杀出来的叛逆者，又是批判、怀疑思潮的先驱者之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论衡》为两汉经学敲响了丧钟。
性与命是同时获得的，“命，谓初禀所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则受命矣。性、命俱禀，同时并得，非先禀性，后乃受命也”（《初禀》）。在这里，“时”是偶然，却又注定了必然。
《论衡》激烈地批判天赏善罚恶论，其某些论点或文字表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排除人的作用，一切均为偶然自生，自然命定。但是，王充在政治上积极主治，在理论上必须给自己留下有所调整的余地，绝不会像道家中某些学派一样，把自然无为、自然命定绝对化。诸如“虽自然，亦须有为辅助”（《自然》）之类。性与命亦然。他批判统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但肯定统治思想的基本内容。这必然导致思想的局限，即仅仅是以一种更富于理性和思辨色彩的哲学去取代官方哲学中荒诞不经的部分。
的。《论衡》对汉魏之际学术风气的变化有深刻影响。蔡邕以《论衡》助谈，王郎得书时称才进，从此《论衡》广为流传，以“异书”“奇书”的姿态在社会上出现。《论衡》给僵化、禁锢、腐朽的经学以强有力的冲击，对天人感应、谶纬符瑞及各种迷信、崇拜进行揭露和批判，为沉闷的思想界吹来一股清新强劲之风，引发了离经叛道的倾向。
历史上很少有像王充那样的思想家，能大胆非议圣贤、经书和君权，全面破除对各种社会权威的迷信。他的批判哲学总是使封建正统派感到害怕，使异端思想家受到鼓舞。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奠定了王充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
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去看，以天道自然论弱化天人感应论，正是从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的统治思想理论形态的基本发展趋向。王充正是这种理论形态调整的先驱者。
重名教的结果是士人为了获得美名和最佳声誉而“浮华交会”，相互标榜，名与实常常脱节，导致了东汉后期的名教危机。
由于东汉后期士人交游邀名之风炽盛不歇，所谓“乡曲”舆论或世人“公论”实已成为趋炎附势之徒谋求功名富贵的主要手段。东汉以来竭力倡导的纲常名教、忠孝名节渐至形同虚设。到了汉魏之际，这些认识逐渐促成了集中探讨德才关系和名实关系的名理及名法思潮，并为稍后玄学思潮的兴起开启了先河。
关于党锢之祸的根由，主要可归之为汉末固守儒家政治价值和理想的士大夫与宦官代表的当政既得利益集团的冲突。宦官是专制王权的寄生势力，与王权之消长相与共。
作为士人干政者的代表，他们的志气和胆气体现了儒学传统中最优秀的一面。然而，党人一派奉行的价值准则并未越出儒家的忠孝之道半步，他们不惜肝脑涂地为的是挽救积弊极深而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党锢之祸将汉末政坛上的士大夫精英殄灭殆尽，“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致使汉代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传统经学走向衰落。
汉末党人清议标志着汉代统治阶级中的忠诚之士为挽救王朝覆灭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两次党锢宣告了这一努力的破产。“说一套做一套，这种言行背反的现象，是社会道德被扭曲的反映。王符揭露了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试图用儒家的道德观来加以改善，这在当时只能是良好的愿望。从道不从君是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荀悦把这一思想继承下来，这在君主专制主义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是很难得的。当然，“违上顺道”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君主的利益与权威。
吏治混乱是君主政治固有的弊病，愈到王朝末年，愈加严重。东汉末思想家们看到了问题所在，纷纷出谋划策，试图找到万全良方，整治痼疾，使病入膏肓的东汉王朝起死回生。他们提出的选才、考核、增俸等主张不无合理之处，但均属治标不治本，这只能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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