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语文教师的生命履痕
教师往往是以群体的形象呈现，个体在时代潮流中所体验的幸福和愉悦，所经历的苦难和折磨，在时间的冲击下，正在一点点被遗忘、被吞噬。但在张大文先生的《行者大文》一书中，折射的却是一个教师个体生命的异样光彩。作者从生活出发，从事实出发，从教育教学实践出发，从自我经验与感受出发，袒露胸襟，倾心交流，在无拘无束的表白中自我揭露，自我表现，自我觉醒，自我分析，自我探究；作者将个人成长置于时代发展的历史背景中，记录一个教师生活的艰难与荆棘、潮起与潮落、欢乐与失望，以家族变迁与自我挣扎的矛盾交织，以过去之我与现在之我的血肉贯通，个人生活与专业成长的紧密联系，将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予以展现。
令读者震撼的是，作者一开始所倾吐的充满创伤的个人身世：较为阔大的家族如何在革命大潮的冲击下走向消亡，自己作为一个名非实是的孤儿又是如何走向自我救赎。家道中落，父亲吃喝嫖赌，母亲离夫弃子，留给作者一个极不安定的童年。在带着血丝的回忆中，作者所记的是南京路口从车上翻滚落地的惊恐，中一村亭子间半夜醒转的冷寂，从郑巷到六祖母家一路的流离，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经验对于一个刚懂事的孩子所带来的惶恐与屈辱。在貌似松散和生动的身世叙述中，却始终倾注着作者对个人生命的一切开始和根源的关注。从整个家族境况的变迁中，我们看到一个脚无寸地、手无分文的个体的承担和觉醒；对父母的态度，尤其是对自己母亲的评价，更使人感受到一个突破禁忌、坚守本真的灵魂的坦荡和深刻。这正是作者试图剖析的人格的历史的开端。
作者写身世、写故事，其更深用意是让读者在敞开与澄明中走近一个教师发展的历史深处。当我们看到作者在所处的世界中“赤诚而挣扎的常态”，就能更好地理解他所做的抉择，从而明白他的教育理想、教育热情和教育信念之所从来。漂泊无着的童年，使作者从小对读书感到特别亲近，更唤起他日后对教育的执着感情，对所教学科的挚爱和痴迷。读书的魅力不仅在于打破了他寂寞而孤苦的日子，更在于通过蕴积思辨能量而获得了一种超越苦难的精神支撑；他的身世以及成长史，则决定了他终身以之地从事的语文教学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柱。同时，我们还欣喜地发现蕴藏在一个教师的成长史中的丰富而有用的实践智慧。作者在独特境遇积淀而成的气质、秉性、信念、价值观，以及独特的心理特性和认知方式，构成了他实践智慧的重要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一“个”区别于那一“个”的独特性，促使作者将“自我”投入到教学，将教学始终视作创造性、富有同情心、有责任感的职业，在教育教学上最终走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学生阶段可以说是一个教师的学徒观察期，“教书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当时读书好不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许多教师未来从事教学工作所需的品质。作者喜爱语文的初因，源于初中阶段读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所感受到的语言节奏的魅力；他对语感的兴趣，萌发自高中时研读达尔文论文；他的语文思维，则烙印着其他各科思维的灵气。学生时代遇到的老师，也极大地影响着当年的作者，影响了日后成为教师的学生的教学观以及未来选择语文的可能性。旋质彬老师简洁质朴的语言功底激起作者锤炼语言文字的最初热情，陈舜明老师的紧抓作文促使他在英文造句功能上下功夫，厉鼎奎老师以语言材料为普及、再以语法理论为提高的做法，张鉴老师的写作日常化、写作生活化，给他的教育和启发都是非常深刻的。早期的求学经历甚至还潜在地形塑着作者的教学观和实践观，如“旋老师那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的上课内容之所以经久不忘，而且常学常新，是因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喻指性实在太大了，实在太切合我的教学生活了，对教学实践、教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实在太浅入深出、乃至触手可及了！”这种隐性的教学观念在自己走上讲台的那一刻立即被唤醒和激活。
与此同时，作者还透过个人成长史的视角系统梳理了自己教学风格、思想体系的形成和专业发展的脉络。从词语教学起步，建立语文教学第一块根据地，到形成“语言—思想—语言”的雏形；从词语教学，句子教学的研究，到篇章结构、整体思路的研究；从力争教学方法最优化，到通过语感训练、文体沟通训练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作者所回溯的，不是单纯的教材内容的静态分析，而是与个人生活紧密相连的动态分析。他俨然是自己的研究者，是一个真正面向自己教学实践的思考者。了解自己是怎样选择教学内容，如何组织教学过程，具有怎样的教学风格；了解什么样的教学行为在何种情景下是有效的，什么样的行为表现能有助于扮演好教师的角色，进而形成教育教学的自我认识，达到一种自我建构的状态。读者由此也看到一个教师的专业内涵，教学不是平原而是高山，教学不是年复一年的教育循环，而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如在钱桥中学备最难备的课，“边钻研、边讨论、边试教、边改进，加上此后延续不断地修改、补正，终于完成这样一篇既渗透着我们自圆其说的理解，又凝结着我们独一无二的构思的总结”，作者是以自己最忠实的态度和观点看待备课，将自己视作感受和阐释语文知识的起点，在细读深思中看出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从而化成自己独具个性的教案。“反思，是把整堂课一分钟一分反思，是把整堂课一分钟一分钟地‘过电影’，当时当然没有录像，但是有录像也不用，而是闭门思过，闭目思改，自以为教得好的，从严检点，自以为教得差的，还有明天。”他的创造性和能动性，不仅使自己从教学自觉走向教学自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延伸着教学的使命。
其中尤可注目之处有两点。
其一是深刻的反思性。与许多教师停留于一般的教学行为的反思不同，作者通过持久而主动的周密思考对自己教学行为背后观念、思想作更深层次的反思。“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教学行为”，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生活与教育实践，它就逐渐促使“我”形成这样的观点与想法，从而产生了这样的教学行为。如两次试教《老杨同志》，使他彻底改变了以往对语言朴素、叙事平常的课文的忽视，潜心研究“这样的语言文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思想感情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言文字、而不用那样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的问题”，成为自己语文教育的成长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其实，当反思其先前的教学思想的时候，一个教师的过去（经验）、现在（当前的主张）与未来（对未来行动的预期与决定）是同步混合的，历久弥新的记忆还会不时使他震惊，并促他不断地刷新过去、认识过去。作者不断探索语文教学的规律和心理发展规律的语感教学化进程；把具有代表性的单篇课文的教学过程组合成教学模式的话语系统；把用这样的语言文字所表达的这样的思想感情的这样一种文体，沟通为这样的思想感情用那样的语言文字来表达的那样一种文体，从钱桥中学到曙光中学再至复旦附中，经由无数的自我反思的回归时刻，最终融会成独到的专业心得。
其二是单纯的一面性。显然，作者所崇尚的是与自己的专长与实践标准相关的终身学习、内在追求与积极的奋斗，而不是顺从别人要求的日渐削弱的无尽的变革责任，这是一种更加个性化的教师专业观。正如作者所言“关键在于教师自己要进步，一个教师如果没有进步的过程，而只是听上面的号召，外面的风声，就轻易地又似乎是万能地把身子转过来，教学方法迅即改变，教学质量马上提高，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行者大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都独立思考，不会被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或从上而下的教育变革的雷击轰鸣击垮的教师。令读者动容的是，在最凶险最难熬的牛棚岁月里，作者虽然失去讲台，却依然坚持自己的理想，潜心研究和探索语文教学。“批斗会结束，我就洗了一个头，洗了一个澡，回到寝室，又弄我的语文了。”在昏天黑地的日子里，他终日以默默钻研语文教学规律自乐，思有所得。这正是作者的一面性，其中蕴藏着无比强大的个人自我定位的毅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的只是教好了书时的愉悦与教坏了书时的悲伤”，使他的个人愿景富有极其深刻的意义，在语文教学的地平线上越行越远。文革以后，“在每一年的日记本的扉页上，发出新年第一声‘打倒张大文’，只要你不是全心全意地以学生的进步为己任，只要你每天不是在跟学生一起进步，哪怕进步一毫米，就要打倒你。”作者全部的满足和幸福，就是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教学工作。从中也显示出，最富有创造性和才能的教师，恰恰是对那些“号召”和“风声”最不抱幻想的人。
张大文先生以八十年所历之曲折复杂，写成这部三十六万余字的个人专著。从教师个人史的视角来看，《行者大文》将教师个人发展置放在其生活的历史关系中进行考察，无疑为整体研究一个教师的必要性提供了极佳范例。作者在书中所分享的是自己生命深处宝贵的珍藏，当读者倾听他的声音、进入他的故事，以他的经历为镜观照自己的内在空间时，或许可以让沉淀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快乐或痛苦也流动起来，获得孕育新生和发展自我的能量和信念。毕竟，倾听教师的声音，是一个早该出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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