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畅开车，我们疾速往翠竹的留医部奔去。一小时后，车堵在雅园立交上，前行到十字路口掉头才能进入医院，一去一回两条车龙缓慢在挪动。深圳这二十年来，经济发展很快，科技日新月异，然而在看似方便的表象下，人们达成目标的流程却越来越冗长。譬如生病，越治越病，越病越治，医院似乎把治病当作生意，把病人当作顾客；就像人给蚊子叮了一个包，瘙痒难耐，用指甲去抠以缓瘙痒，指甲移开，瘙痒依旧。我很烦躁，我先下车步行进入医院，留下冯畅在慢慢排队。
穿过熙熙攘攘的门诊楼，我在急诊科找到辛文。一个20多岁刚毕业的小伙子，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他带我去看樊妮，跟我说了原委。早上，他跟着樊妮去拜访珠宝业的巨头金辉珠宝。双方谈得很愉快，基本上确定了合作意向。完事从金辉珠宝出来，在大厦门前的石阶上，樊妮边走边接电话，脚扭了一下，一个趔趄就摔了下去，尖叫着翻滚到十几米下的台阶，蜷缩在地上，全身抽搐不停。辛文说，我吓坏了，急忙跑过去，大声叫她，她没答应。我去扶她，她叫得更惨，我就不敢再动她；我马上打120叫救护车，然后，然后就跟着救护车来医院了。辛文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既诡异又悲切，忐忑地说，我打电话给姜总，姜总在东莞，已经在赶回来的路上，姜总让我给你打电话，打了几次，你都没接。
我们来到EICU，不比外头的喧杂，这里除了刺鼻的消毒水味道，就是行色匆匆的医护人员，他们都一脸凝重。我们进不去，只能透着玻璃窗看着里面的樊妮。她侧躺着，盖着白色的薄被，身上挂满了各种线管，嘴上罩着氧气罩。输液管的液珠在快速滴落，身旁繁杂的仪器在不停地闪烁，光影间留下一道道弧光。远远看过去，樊妮的眼睛半眯着，似睡非睡。似乎很平静。
看着眼前瘦缩孱弱的樊妮，心里一阵的酸楚，我不自禁地说，我来了，妮妮，你能看到我吗？别担心，一切有我。
从监护室走廊出来，辛文把樊妮的物件交给我：芬迪手提包、磨破的湛蓝色西服、苹果手机、还有一双湛蓝色高跟鞋——左脚鞋跟已脱，靠尚未完全断裂的皮子挂着。我轰然一怔，是创鞋网的鞋子导致她摔跤？是我间接导致了她受伤害？好一会儿，我才神情恍惚地接过樊妮的物品，下意识对辛文说，谢谢你。
过了一会，我来到医生办公室，找到樊妮的主管医生，一个年近四十的刘姓男医生。我说我是樊妮家属，问病人情况怎么样。他说樊妮胸颈处脊柱受了损伤，具体情况要等检查报告出来，让我们别担心，说樊妮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生命危险。然后又埋头他的工作，没再理我，就仿佛在说一个感冒患者发烧了打了针就能好似的。
我满脑疑惑从医生办公室出来，见冯畅已经在等我，手上还提着几个盒饭和饮料。我接过饮料，喝了几口，悲闷地对冯畅说，你先回公司吧，把今天的消息告诉小胡老杨，让他们也高兴高兴。冯畅说好，留下饭盒就走了。我又对辛文说，你也辛苦了，回去吧，这里有我。辛文说他要等姜总，姜总来了他才能走，说是姜总要求他的。
姜总就是姜建辉，他在我吃盒饭的时候来的。我们之前见过两次，一次在他们公司，那时樊妮加班，我去接她；一次是他们公司年会，樊妮带我去的，那晚樊妮精心打扮，光芒四射，惊艳全场。他是樊妮高两届的师兄，是贝西广告公司的老板，戴眼镜，扎着头发，高高瘦瘦，看上去像艺术家。我俩身材有点像，都是瘦高。
辛文走后，我们就坐在休息区的铁椅上，相对无话。身边的空气仿佛也厚密了起来，说话会很吃力一样。好一会儿，他窸窣地掏出烟盒，递给我一根。我说，这不能抽烟。他恍然醒悟，把烟支插回烟盒，才说，徐哥，别担心钱的事，公司会负责。然后又解释，说樊妮本来就是贝西的股东。我说，都有医保和工伤保险，花不了多少钱。他说，医保外的也别担心，医、药都用最好的，一切以樊妮的康复为标准。我说，那谢谢了。
下午两点多，刘医生火急火燎地把我叫到办公室。姜建辉跟了进来。刘医生说，情况很紧急，检查结果都出来了，病人是颈椎和胸椎受到外力导致损伤、破裂。他指着教学器具上的脊柱管跟我们说，胸椎的第二节破裂、并导致胸椎第三节、第一节和颈椎第七节移位，得马上进行手术，以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和姜建辉听得云里雾里的，充满疑问。刘医生看了看我们，接着说，椎管破裂可以修复，移位可以纠正，不好判断的是脊髓的损伤情况，一般都会影响后续正常生活，严重的会导致植物人、甚至死亡。还解释说，病人目前的昏迷可能是脊髓囊破脊液上流至小脑造成的。
我像被电击了一样，抖了一下，问他，你是说会瘫痪？刘医生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所以要尽快手术，最大程度抑制损伤的扩大。然后，把一叠文件递给我，我看了看，都是手术知情书、麻醉同意书、意外授权书......等等一大叠，厚厚的。我一边看，看完又给姜建辉。刘医生说，你们仔细看看，有什么疑问随时问我，没有疑问的话就签字，手术安排在明天的第一台。他看着我们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安慰我们，说，你们别担心，我们医院是深圳最好的医院，脊柱外科、神经外科都是重点科室，主刀骆教授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我拿着笔许久没有落下，心里不禁犹豫了起来，觉得手中的笔万分沉重。不签，手术不能进行，会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签了，樊妮术后康复还好说，如果手术不成功，甚至死亡呢？我能承担责任吗？我又能承担怎样的责任？
我看着姜建辉。姜建辉也在看着我。我认识樊妮半年不到，我们是恋人，如无意外，以后还会成为夫妻；姜建辉认识樊妮将近二十年，一起工作十几年，他们是同学，是拍档，也许......算了，我签吧！我来承担责任，无论什么责任。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刘医生扫视了我们两人，似乎受到什么提醒似的，疑惑地问我，你是病人的老公？我支吾着说，是，但还没正式结婚。刘医生显得很惊讶，又问姜建辉，你呢？姜建辉说，我是病人的同事......病人的领导。姜建辉加了半句。
刘医生有点失控，声音大得吓人，他叫道，跟你们谈了半天都白瞎了，你们居然都不是病人的家属，病人家属呢？把病人家属叫来啊！
樊妮一个人在深圳，跟许许多多深圳人一样，都存在血缘和法律关系上的孤单。这是这座移民城市的特征。很多和樊妮一样的人，满怀希冀和梦想，一腔热血南漂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拼搏，盼望着在这片热土上找到自己的归属。樊妮来了，拼了，也结了婚，似乎就要在这个城市留下印记，却又离了婚，现在依旧是一个人。她不曾提起她以前的婚姻，我也没问，怕不小心戳破她的禁忌。
樊妮真正意义上的家属就只有她妈妈了，是我跟她回了一趟湘西老家才知道的。那是在过年的时候，女儿出国后，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还算是一个能耐住寂寞的人，可每每年节的那种人去楼空，万籁岑寂的感受还是像蛰伏已久的风湿性关节疼一样刺痛着我，这种疼痛就像埋藏在身体深处，平时不觉得怎样，免疫力一降，就会浮现出来，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刺痛着你。深圳的年节就是免疫力消失的时期，平时熙攘的街道变得稀疏，拥挤的人潮已四下散去。樊妮带我回老家多少有点确定关系的意思，这也是她六年来第一次回家。她一说，我就欣然同意。
回到老家时已是大年三十晚上，年过八十的外公一边在焙火一边在看春晚；樊妮妈妈为了迎接我们的回家，特地在外公家准备年夜饭。樊妮父母早年离异，父亲去了县城，另娶，生有一女；母亲留在镇里，再嫁，也生了一子。外公原是镇小学的校长，母亲也是镇小学的老师，都已经退休了。外公的家就是樊妮的家，从小学到大学，再到此刻，都是樊妮回家落脚的地方，是她的故乡；家里还有一间属于樊妮的房间，这个房间就是樊妮故乡的全部，那里安放着樊妮的过去生活，现在的牵挂，还有未来的退路。
外公！樊妮一下车，就搂住外公的头，使劲地往怀里埋，眼泪哗啦啦地流个不停。外公也颤巍巍地抱着樊妮，厚重的老花镜背后，闪烁着泪花，口中语无伦次地叫着：妮子，我的小妮子......哭完后的樊妮又开始笑了，笑得那么突兀，笑得那么肆无忌惮，仿佛要把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笑一下子全摆在出来给外公检阅似的。她不停地从大包小包里翻出羊毛帽子给外公带上，羊绒围巾给外公绕上，翻出羽绒服给外公披上......就像外公就是个圣诞老人似的，不过不是来送礼物，而是来接受礼物。那一刻，外公就是个圣诞老人，樊妮打扮和装饰出来的又红又白又花的圣诞老人。既温馨又可笑。
那时我就坐在火炉边上，用樊妮送的老式火机点了一根烟，静静地抽着，默默地感受年的滋味——有人才有年。樊妈妈有点瘦，腰背直挺，头发已灰白，皱纹已从额头和眼角经鼻子两侧走向嘴角。她一丝不苟地在布菜，样式不多却精致，荤的素的、干的汤的搭配均匀；可见是下了一番心思的。
外公吃得不多，只吃了一小碗熬得稀烂的米糊。樊妮不断地在肉架里剥出肉丝，把豆干碾碎放在外公碗里，还浇了浓汁，哄着他吃了一勺又一勺。樊妈妈跟樊妮话很少，偶尔一两句家乡土话后就歇了下来，客气得像朋友；她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向我介绍每个菜的来历、用料、做法、吃法，那模样就像一个在上课的老师一样自信，不容得被人质疑......我静静地听着，乖乖地吃着，不时还称赞恭维几句，举举大拇指。每当我举起大拇指时，樊妈妈就有点不好意思，恧怩地谦虚着......
我拨通樊妈妈的电话，说，阿姨，樊妮出事了，你需要来深圳一趟。樊妈妈先是震惊，然后是担忧，最后有些慌乱。毫无头绪地诉说着要我一定照顾好樊妮，又说她马上出发来深圳，接着说她走了没人照顾外公和小孙子，最后又犹豫着说她不知道怎么走......我说，你别担心，让樊妮弟弟送你上车，到了深圳我会安排人接你。她才心神不定地答应了。
我找到刘医生，跟他说明了情况，说，樊妮家属已经在来的路上，最快也得第二天晚上才能到。刘医生说，病情紧急，耽误不得，可以安排一个视频授权签字。我问，视频受权怎么弄？刘医生说，深圳这个地方特殊，视频授权签字已经是常态了。
视频授权签字是这样的：医院架着个录像机，我接通和樊妈妈的视频通话，我，姜建辉听着刘医生宣读手术知情书、麻醉同意书、意外授权书等文件，然后在樊妈妈同意并授权下我签字。刘医生还要姜建辉一起签字。最后还说，病人直系家属来了，马上补签一个。我说好。
签完文件，就等第二天的手术了。樊妮依然静静地躺在EICU里，陪伴她的是一堆冰冷的仪器管线，和偶尔来查看的医护人员。姜建辉，我已经让他先回去了，我说，我陪在这里就够了，如果有空，手术时你再来。我坐在休息室里，这里的人已经很少了，安静得有些让人心慌。
忽然，手机响了起来。我点开冯畅的视频通话请求，那头一片喧闹和嘈杂：胡金、杨卫兵、冯畅三个人齐齐举着酒杯对着我说，敬老大，感谢老大带着我们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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