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新冠疫情期间，我儿子也跟千千万万的学子一样，在家乖乖地上网课。他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可自他上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觉得他的学习态度不够端正：上课不认真听讲、课上总做小动作、写家庭作业磨磨蹭蹭而且字迹潦草……只是他各科的成绩都还不错，总是班里前几名，老师对他也是又爱又恨。如今在这种没有老师管教的环境下学习，我觉得他更懒散了，该记什么笔记该写什么作业总得让我去催，他到算是听话，说他两句就拿起书本学一阵子，可只要作业做完了就自己去玩了，从不知道复习。
我废了不少口舌教导他，有时候生气了也是连打带吓唬的，结果就是当时能够踏实一两天，然后又会懒散下来，弄得我也是无可奈何。我总是感叹现在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良好的学习环境却不能激发更大的学习兴趣，这不禁让我想到自己上小学时的情况，那时的人们家里都很穷，学校的教学条件也是极差，现如今三十年过去了，回想起来还会觉得上小学那些年真是挺艰难的，我把这些说给儿子听的时候他都觉得难以置信；可当年我们这些学生大概都没有把条件差当做一回事，可以到学校读书已经是很快乐的事情了。想着想着我竟然发现上小学时候的好多事情都是记得很清楚的，一幕幕一桩桩不断涌上心头，我索性闭上眼睛靠在沙发上，任由这些儿时记忆再次从脑海深处浮现在眼前，使我有机会重温一下我的小学时代。
1987年9月1日，我步入太平庄小学，正式成为了一名小学生。在这之前，我并没有上过幼儿园，只是和同样适龄的孩子们在我们村的小学上两个月的学前班。我们村里这一届的孩子有十三、四个吧，他们估计也都跟我一样，并不知道上学前班算不算是上学了，然而这也不重要，大家的新鲜感还是很强的，当时是位长得胖乎乎的、和蔼可亲的程老师负责教我们，每天上课会教我们一些简单的汉语拼音和认识数字，或者就是唱儿歌、讲故事；而下课以后我们都跑到院子里玩，成群结伙地施展淘皮捣蛋的本事，比在家里独自玩耍简直强太多了。
两个月的快乐时光很快就结束了，学校让我们放假休息了几天，并通知我们9月1日再到学校报到。我们并不知道学校有什么样的安排，只是到了开学那天都三五成群地准时来到学校。我们这十几个学生并不是村里的这所学校里学习，而是要到另一个学校去报到。程老师让我们排好队站在教室外，另一位姓龚的女老师和程老师交接了几句，然后发一声口令，带着我们走出校门，转而向东，一直向邻村而去。道路两边尽是稻田和池塘，渠沟之畔多是高大的杨树和不知名的花花草草，我们都想去摘那红色、白色的小花或是扑那草里的蚂蚱，可是龚老师看上去比程老师严厉得多，一直叮嘱我们排好队走整齐，不要乱讲话，所以这一路上我们都比较老实，没人敢出队去淘气。
二十分钟之后，师生一行人来到坐落于太平庄村西口的这所学校。说实话，我对这个学校的第一印象就不太好，或者说没有想象中的好，即使是现在让我绞尽脑汁，我也无法把它描绘成一座“美丽的校园”。这所学校创办了多少年我并不清楚，看样子十来年的样子应该是有了。学校紧邻街道，坐北朝南，有两层院子，走进那个铁栅栏大门，正对大门的是一个六边形的花坛，我印象中这个花坛好像没有种植过什么鲜花，到是各种杂草生长了不少，绿油油的一层；紧贴着花坛北沿是根旗杆子，五星红旗挂在上面随风招展——每逢星期一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还是有的；再往北就是一排房屋，正中间是一个门洞，可以通往后院，门洞两侧各有一间小屋子，东侧那间是老师的办公室，西侧那间是放置一些教具、体育器材的储物间，再往两侧就是两个教室了，每个教室大概三间房大小；穿过门洞进入后院，正中间南北走向是一条甬路，比院子的地面高出不少，顺着甬路走到头就是第二排教室了，同样是被分为了东西两间，我们这届学生就是在后院东侧这间教室里上课；整个学校的院子里，除了花坛周围和那条甬路被铺上了青砖之外，其余的地面都是土地，院子东西两侧靠墙的地方每隔两三米就种有一棵杨树，而墙根阴凉潮湿的地方长着一片片的苔藓。
从规模上来讲，太平庄小学就如同它的简称那样——“太小”，它和我们村的那个小学是一样的，都是“初小”，在这里学习的学生最高只能读到四年级，五、六年级则要再转到镇里的中心小学继续学习。而事实上我们村的小学和这所太平庄小学又是“初小”里规模最小的了，在我们这届之前的招生模式都两村合招的，也就是说一个村子的适龄学生只有十几个，凑不足一个教学班，两个村子的学生加起来就够了，这样的话就要分配一下，比如今年两个村的适龄学生都到太平庄小学上学，明年的适龄生则统一到我们村的小学上学，结果就是这个学校只有一三年级，另一个学校只有二四年级，再过一年之后变成这个学校只有二四年级，而另一个学校只有一三年级，如此交替往复。到了我们下一届的学生上学时，这种合招的模式才结束，各村的学校只招收本村的学生就能凑够一个教学班了。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之前的多少年间，这四个教室都是富余的，总会闲置一半。
龚老师带着我们穿过门洞来到后院，已有十几个学生排队站在教室门前等着了，他们自然都是太平庄村的孩子了。一下子接触到这么多陌生面孔，大家都是有些小紧张。老师领着我们依次走进东侧那间教室，先让大家先找椅子坐下， 然后她站在讲台上再给大家重新调换位置。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打量这间教室：如果把所有桌椅都搬走的话，它更像是一间仓库，基本上没有装修可言，房间共有两扇木门，东侧那扇算是后门，是锁住的；几扇玻璃窗是木制的，面积比较大，采光很好；屋子里没有吊顶，抬起头来就能看到房屋的柁、梁、檩、椽，有三根电线吊着三盏比较大的灯泡从屋顶上垂下来；四面墙壁只刷了一层白灰，是那种蹭到衣服上就是一片白粉的那种灰，而且斑斑驳驳有不少脱落的灰块，北面的墙上贴着一些很大张的彩色纸，上面用毛笔写着字，当时是不认识的，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些名人警句；屋子西侧一进门的地方是讲台，这一侧的墙壁用水泥抹出了一个长方形的区域，然后又染上了黑墨，这就是黑板了！这样的黑板固然成本低兼，但也有不少问题，一个就是水泥会有裂缝，另一个就是用时间久了粉笔的粉末会浸到水泥里，黑板就不那么黑了，所以每到放假的时候还要把它再重新刷一遍墨；最千姿百态的还是这满教室的桌椅板凳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们的种类实在是很繁杂，纯木的、板材的、贴皮的、白茬的、有桌斗的、没桌斗的、单张的、长条的……总之就是没有两张桌子或椅子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它们都是唯一的，而椅子与桌子更没有配套一说，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很破旧，甚至说不知道是从哪淘换来的，凑齐这一屋子桌椅也真是不容易！开始我坐的位置比较靠前，桌子是刨花板贴皮的，桌面比较光滑，只有少量划痕，有桌斗，椅子也是光面的，有靠背，这套桌椅的“成色”算是比较好的了，可我还没坐热乎呢，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后排，和另一个不认识同学“拼桌”——这桌子是长条的，有两个普通课桌那么宽，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做的，黑乎乎的，桌面上沟壑纵横，也没有桌斗，椅子，不，应该说是凳子，就是古装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那种长条板凳，两个人坐一条正好。我觉得太倒霉了，还好老师说这个座位并不是固定的，每一两个星期是要调换一次的。
新入学的第一天上午并没有正式上课，龚老师点了一遍名，跟同学们都互相认识了一番，又着重讲了每天的上下学时间和课堂纪律，然后发了教科书，其实就是数学、语文各一本，还有美术和音乐的册子，叮嘱我们回家以后要包上书皮，并且准备好上课用的铅笔、橡皮和练习本。我拿到新书的时候是很兴奋的，我特别喜欢新书散发出来的那种淡淡的油墨味。
中午放学后回到家，我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用旧挂历给新书包上书皮，同着铅笔盒和几个本子一起装进书包里。我这个书包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包，而是一个比较大的皮质的挎包，不记得是哪个亲戚不用了送给我了。吃过午饭，同学们又陆续回到学校。我发现同学的书包也跟我差不多，什么款式的都有，大部分都是旧的，真正的双肩背书包没有几个。
下午我们上了一节语文课和一节数学课，最后一节课是自习，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练习，当然都是很简单的了，就是写数字“1”和拼音字母“a"呗。我那个桌子不是有不少坑洼吗，所以写起字来很别扭，一不小心还把铅笔芯给弄断了，这铅笔是母亲给削好的，而且只削了一枝，我只得找出小刀打算重新削铅笔，可我发现我根本不会，摆弄着小刀和笔吭哧了半天也没削好，手还硌得生疼。这时旁边一个叫雪莲的女孩——她也是我们村的——看见了，示意我把笔和刀给她，她接过去之后“嚓嚓嚓”只几下，就把铅笔削得又细又尖，随手递还给了我。我满脸崇拜地看了看若无其事的雪莲，觉得自己太笨了，人家女孩子都能做的事情自己却做不到，从这时起我就意识到，上学不仅仅是读书写字这么简单的事，许多之前没做过或者不会做的事情从现在开始都要学着自己做了，父母忙着生计不可能有太多精力照管我了，学会在生活中自立与读书一样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也许有人会质疑，在北京会有这样又小又破的学校吗？事实上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京郊农村的农民收入大部分来源于农耕，是很低的，而乡村的各种基础建设也很落后，我甚至可以说像太平庄小学这样的学校在当时都不能算是条件最差的。不过我并没有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有任何苦恼，相反，这些年我学到了知识、增长了见识、锻炼了意志、培养了情操，而且和许许多多的小伙伴结下了最深厚长久的友谊，我的身心都得到了成长，整个小学时光我都感到有趣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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