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入闽备战记实
一九六二年夏，蜗居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纠集兵力，拟突袭并占据福建沿海地区，再向内地推进，实现其反攻大陆之图谋。我党中央亦即调重兵入闽，作全歼蒋军于滩头阵地的战略部署。我团奉命在五天内重组一个加强架设连入闽备战。团党委决定杜保生主任和我以政治机关代表随该连同行。我为有此殊荣而十分激动。
加强架设连满员齐装。全连四个排，每排含排长在内共37人，加上四名连干、一名司务长带十名炊事员、五名汽车驾驶员，共168人；配备5台汽车（以往一个连队只一台汽车）、120公里制式高杆及全新架设器材。团机关还派一通信参谋和医生同行。别小看只一个连队入闽，但从上级领导机关到团党委都予以高度重视。连队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沈阳军区杜平副政委（中将）带领军区歌舞团，专程从沈阳到我团驻地金县（即现大连市金州区）演出歌剧《红珊瑚》，以表慰问，以壮行色。军区通信兵部在接到要我团组建加强架设连的通知后，部长连夜带七人工作组赶到我团，并在三天内将配备的五台汽车和全部架设装备调齐。团党委及三机关也高速运作，从人员组成、战前教育、施工方案到军需物资补充，仅在两天内就全部落实。连队出发的当天下午，连队会餐，军区通信兵部长把酒向干部战士敬贺，要求他们入闽后出色完成任务，为军区通信部队增光。连队出发时，团首长和连队干部——拥抱、和战士——握别。政委郑国诚对我再三叮咛：此行入闽备战，任务艰巨，作为政治机关的代表，要身先士卒，要大力协助连队干部管理好连队，圆满完成上级下达的一切任务；要关照好杜主任，保证他身体健康。我郑重表示：不辱此命，不辜负党委的信赖和重用。
此次军事行动，上级领导机关反复强调“内外有别，内紧外松，严格保密，严守纪律”，要求入闽人员不得向亲人朋友泄露情况，部队出发时不搞欢送仪式，运兵专列门窗紧闭，沿途不停靠主要站台，总之，一切保持平常状态。为此，团党委号召入闽的干部和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做到“四不”：不通信、不泄密、不叫苦、不违纪。当时，我才认识现在的老伴不足三个月，总想多见面多谈谈，以便加深了解。接此任务后，深知三俩月回不来，但又不能违纪告知她要入闽备战，只在电话中说了句要出差，待回来后相约见面，便匆匆随队出发了。
连队是在八月四日深夜十一时半登上专列的，悄悄地离开了驻地，踏上了入闽征途。一路上，专列除吃饭时停靠在站台支线，让人员下来活动活动身体外，一直关闭门窗疾驰。盛夏八月，天气酷热，车厢不开门窗，闷罐车（运兵专列车厢的俗称）真成了“闷罐”，人人汗流浃背，加上都在车厢内置放的木桶里大小便，臊臭难闻，空气龌龊，令人难以忍受。但是，没有一人埋怨叫苦的，经受住了第一个考验。
连队于八月六日拂晓抵达闽西顺昌。福州军区通信兵部副部长未与我们寒暄就下达了架设从顺昌经将乐、归化（今清溪）、清流至三明市近三百公里制式高杆线路的任务。正当我们边施工边备料（装备只120公里高杆，余缺需派人去福州领取）的时候，又下令改架高杆为永备线路，从此开始了时达半年的山区架设通信线路的艰苦生活。
这条线路的反走向，几乎与毛主席写的《如梦令•元旦》中红四军第二纵队所走过的方向相同（红军走的是向北经连城、清流、归化、宁化等县，我们是向南经归化、清流、转向东入三明），真个是处处“路隘林深苔滑”。羊肠小道，车难开进；深入山区，甚至无路可寻，一切架设器材均靠人肩扛背驮，负重如牛。按要求，电杆梢径不得小于12公分，长8米，到山顶后为扛风力，杆梢直径达16~18公分，一根电杆重达近百公斤，四人肩扛行走在长满青苔的小道上，一步三滑，常有跌得鼻青眼肿的事。密不透风的深山老林里，蚊虫叮咬，还常有毒蛇出没。每天九点前在林区作业，尚感清爽；九点一过，开始燥热；到了中午，整个林区便成了“蒸笼”。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让人喘不过气来。为防蚊虫叮咬毒蛇伤害，人人穿制服还紧扎袖口和裤脚，更感闷热。汗水湿透了衣衫，盐迹斑斑。有的人因蚊虫叮咬或抬杆时被沥青油烧伤后汗渍，造成皮肤红肿溃疡，疼痛难耐。吃饭也是个大问题。一是因入闽部队骤增，军供品一时调集有困难，军供渠道也不畅，连队入闽后十天内只吃出发时带去的黄豆、咸菜和干咸鱼，未吃过一次青菜和新鲜鱼肉；二是天气炎热、不思饮食，不少战士吃午饭和晚饭时，蹲在池塘（或水泡）里艰难下咽。由于炎热、厌食、睡眠不足（天热入睡难）和任务重、施工强度大，三个月下来（十一月份起秋凉了，条件也好了，适应了新生活环境），全连人员个个“自动减肥”，平均每人减轻体重近3公斤。我们经历了一次次的锻炼和考验，克服和战胜了一个一个的困难，保证了施工的进度和质量，福州军区通信兵部验收时，一次全程验收合格，当即大加表扬，又主动为连队请记了集体三等功一次。
我们在闽期间，发扬了我军光荣传统，做了许多拥政爱民的工作。每到一地，都主动到当地党政机关去汇报，听取他们对部队的要求，并按要求把事办好；每驻一村，户户缸满院净，还尽力帮村民砍柴戽水、割稻舂米；随队医生送医送药上门，这些都深得群众的好评。驻在清流县时，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63年元旦前一天，我们放假休整，许多干部战士都在流经该县的九龙溪去洗衣服。临近晌午，逗留在溪边的三名战士听见一阵呼喊声：“我的孩子落水了，快救救我的孩子！”这几个战士都不会游泳，眼看落水的孩子而干着急。救人要紧，战士王来顺顾不得脱衣服便跃身入水。不习水性的小王，呛了几口水，几经挣扎总算把儿童抱住了。但因不会泅水，只得抱住儿童顺流下漂三、四公里，才攀住停在溪边的一只小船，安全上了岸。当天下午，吴副县长带着丰盛的礼品来连队作元旦慰问，在分送完给干部战士的慰问品后（每人五斤一筐桔子、内装毛巾、牙刷、香皂、牙膏、水杯的洗脸工具一套、钢笔一支、日记本一本，干部每人还多一只手电筒；此外，还有猪、鸡、鱼和蔬菜），便要我们“交”出抢救落水儿童而不留姓名的好战士。因为没有人向我们汇报过此事，便安排各排马上调查，才搞清了事情的原委。被救落水儿童的亲属写了两张大红纸感谢信，一张贴在连队住的地方，一张贴在县里闹市区；县广播站连夜播出了县委宣传部小李和我联合采写的通讯，《福建日报》也作了报道。王来顺同志荣立三等功一次！
一九六三年春节前，福州军区司令部召开了直属部队备战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我们也出席了，我还被邀在会上作了《继承和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精神，高速优质完成架设任务》的经验报告，并接受了连队荣立三等功的奖状。会后，福州军区司令部通信兵部邀请连队干部和政治处主任杜保生等四人到福州、厦门等地游览了名胜。连队完成任务后驻在三明市，等待军列到后乘车回连。我在把入闽备战的工作总结后，与杜主任先期离开连队，在春节前就回到了大连。
四十七、高尚的品格 永生的楷模
——记杜保生老主任的二三事
杜老是二团第三任政治处主任。2016年是他诞辰97周年，也是他仙逝20周年。他的儿子杜明、杜东给我打电话称在微信平台（二团大连白山路大院子女建的微信群）上看到陈副政委和我在20年前参加他们的父亲的告别仪式后，满怀深情写就的令他们家人感动的悼念之词《江神子》各一首；又说当年匆匆一见，未能深刻交流就各奔东西，这两首词也是第一次见到。因此，想见我一面，更多了解一些他们的父亲在通校、二团的经历，我欣然应允。
他俩在2016年5月11日下午来到我家的。翻拍完早年与杜老合影的照片后，我对他们说，我是1952年初从学员队调校部供给科后，认识你们的父亲的。那时他是组织科科长。说认识，只不过是能把人和姓名对上茬，根本没有说过话也说不上话。一是工作不搭界，二是他是吃中灶的营级干部，而我是入伍不足十个月的“新兵蛋子”，差得远呢。我只是从人们的议论中知道他很威严，话很少；抽烟很厉害；喜爱下象棋，但棋艺不高；有一个习惯性动作——右手姆指、食指、中指紧捏在一起，就是他要发火、批评人的时候。还听说他的枪法特准，在武工队时让敌伪胆寒，出重金买他脑袋。二团成立后，他任三营教导员，我开始在后勤处，后当连队司务长，与你们的父亲接触也不多。到了1961年，他当政治处主任，我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才熟知他是一位令人尊敬，品格高尚的领导。
我喝了口水，接着对他俩说，将要讲到的杜老在政治处工作、生活上的一些事，虽不是惊天动地，却是见微知著，平凡处尽显其高风亮节，令我终生难忘。这些事都写进在《高尚的品格 永生的楷模》文中；以上的话，算是正文的引文吧。
杜老1919年3月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杜家村，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40年3月入党。历任静乐县区抗联主任、晋绥六分区武工队中队指导员，一通校一大队一队指导员、组织科、干部科科长，通信二团三营教导员，政治处主任，402部队政委。1996年3月4日逝世，终年77岁。
杜老在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功勋赫赫；解放后，为我军的通信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军的老政工，有十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1961年至1965年，他领导下的二团政治处，连年评为四好处，就足以证明。在这期间，耳濡目染他坚持原则、胸襟坦荡、生活节俭、廉洁奉公的品德，深深地教育了我，激荡着我的心灵。
1961年，我国面临严重自然灾害，粮食短缺，军民粮供定量缩减。为填饱肚子，全国搞起了加工代食品。所谓代食品，多用薯叶、树叶，也有用玉米核芯或玉米杆的，研磨粉碎后，掺入少许全麦面粉，蒸成馒头。大连地区多用柞栎树叶为原料。食用它后，造成便结，排便十分困难。为了搞好这项工作，县团级以上单位成立代食品办公室。二团“代食办”由党委常委、许副团长牵头，后勤张处长为副，军需部门全员在位，我是其中唯一的负责总结推广、宣传报道的非后勤人员。杜老与“代食办”关联不大。但他多次对我说：秀章，那个连队搞出了代食品，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先去吃一口，再作宣传推广。他不仅自己尝、吃得有滋有味，还带回家两三个给孩子吃，为的是叫他们记住：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眼前遇到的这点困难与艰苦生活，与当年他在山西打鬼子过的日子，简直算不上是苦啊！
还是在那个年代发生的又一件事，深深感染与影响了我的一生。那时，不仅粮食短缺，副食品也紧俏，两三个月都闻不到肉腥味。一天，后勤张处长“走后门”搞到一些比如今黄金还要宝贵的猪肉罐头，晚上挨家挨户送给常委们和司、政机关副职领导（“文革”前，我军团级司、政机关副职领导为准团级）享用。当送到杜老家时，却碰了一鼻子灰，他紧捏着三个手指，非常严肃地对张处长说：我不要！拿回去！我建议那些没有送的罐头也不要再送了；送出去的要回来。你对他们说，我杜保生，纪委书记，明天会建议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处理猪肉罐头问题，我相信常委们一定会同意不吃罐头、带头度过生活难关的。在第二天临时召开的常委会上，杜老义正词严地说，我们参加革命，跟着党，跟着毛主席为百姓打天下，什么苦没吃过？！毛主席如今都不吃肉了，我们难道还过不了这道关？报纸宣扬我们发扬延安作风还不足四个月，就发生这样的事，不觉得脸红吗？不感到耻辱吗？会后，将收上来22个罐头（一共24个，吃了的两个交了钱）交到了干部食堂，炖大白菜改善了大家生活。虽然干部一致叫好，可是他的太认真，也让有的人不高兴，而他却一身正气说，我不怕得罪人，我看不惯的事就要说，不符合党规的事就要管。
1962年8月，我随杜老一起到了福建前线。八月的福建崇山峻岭之中，天气热的叫人受不了，气温日日都在38到39度之间，加上还要作业，还要预防毒蛇、蚊子的来袭，把裤脚绑得紧紧的。就更是天天汗流浃背，消耗体力极大。我们都是住在山区老百姓家中，条件很差。在这种恶劣条件下，他体现了一位老革命和老政工领导的强大榜样力量和凝聚力量，身先士卒率队架线，抓好政治思想工作，抓好与当地百姓的军民关系，大家士气很高涨。我在福建印象最深的事是：那时他的身体就不好，主要是任务压力大，天又热上火，又老抽烟（每天在1-2盒吧）导致肺不好（后来才知道那时已患上肺气肿疾病），每天喘得厉害，吃不下饭，极度消瘦。我们看的都很心疼。于是我自作主张，在清流时叫司务长买来一只鸡，熬汤为老主任补补身体。可是你父亲知道后，不仅不领情，还当着连长、指导员和司务长的面，把我狠狠骂了一顿，说我出馊主意、烂干事；说他最反对特殊化。我这样做是逼他上“贼船”。头次看到你父亲气的这么厉害，开始我吓得既委屈又不敢吭声。后来气氛缓和了一点，我便像开玩笑对他说：你就喝了吧，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同意买的，你少喝一点，大家也可以沾点光呀！最后还是把鸡汤倒在了连队的大锅里，让大家喝了。这件事叫连队干部和我都很感动。那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生活副食品极为困难的1962年，又是我们单独在外执行任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日子，他能对自己如此认真，严格要求，实在是一位令人尊敬，品格高尚的好领导。
星移斗转，发生在杜老身上的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然而，时间的推移，却湮灭不了杜老在我心中的伟岸身影和高尚品格，他永远是我的人生楷模！
1961年10月 《人民通信兵》社长及容康同志来团组稿
后排：陈秀章 杜保生 刘社长 许瑞芝 刘辉 赵编辑
前排：陈显林 郑庚顺 杨焕明 容康 乔新夔
1963年评为四好政治处
后排：乔沛堃 罗志荣 刘志录
中排：刘兴业 车静山 陈秀章 乔新夔 杨春茂
前排：张文遐 乔永强 彭明福
1963年夏
杨焕明
刘兴业 方增雄 罗志荣 陈秀章
陈显林 杨永旺 乔沛堃
杜保生
部分领导与杜保生同志的子女留影
黄志孝 陈长发 杜继英 郑国诚 杜明 杜东 王文光
。
二团政治处工作过的战友
参加杜保生同志告别仪式的二团战友
左起：魏九杰 陈显林 徐庆良 柏德华 杨都明 路鸿义
郑国诚 王占虎 陈长发 陈 刚 黄志孝 陈秀章
王文光 刘兴业 杨焕明 鄂咸铎 郭明德 王永顺
郑庚顺 谭品侠 金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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