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
本章开篇就明确的提出了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前夜，然后不可避免的提到“三农”问题不仅是简单的政策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结构问题。农民作为中国大地上人数最多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的生活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影响。其中提出的“厨师困境”的理论令我印象深刻，“同样的道理4亿多农民种田来供12亿人口吃饭，也难以在当今的时代获得一份与其他职业大体相当的收入。”（第五章 76页）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土地资源的锐减，让耕地急剧减少，而人口增长，非农业人口的增多却让需求不断扩大，这样的供需矛盾无疑会加剧农民的负担，阻碍城市化的进程。
文章指出中国正处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时期，“而大量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整个社会进入大众消费阶段，至少以三个社会条件为前提：一是相当高的城市化水平；二是城市工人工资和收入的普遍提高；三是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措施。”（第五章 76页）当人们开始准备迈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时，就出现了一个内需不足的问题。内需不足一直是近几年来经济的热词，书中也刚好简单的解释了内需不足产生的基本原因：“分裂的工业化”。20c50s到80s，本来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最好契机，却在人为的抑制城市化，大部分人直流在农村，大量农民被甩在了工业化过程之外。而我们现在就需要转型的耐用消费品时代，工业化的进步，使得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大量生产后，因为城市化程度不够，居民消费水平不高，没有足够的消费者来消费生产的东西，内需不足的情况自然出现。也只有推进城市化进程才能破解内需瓶颈，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
如何看待目前我国城市的容纳能力？在中国20c60s，出现了“上山下乡”等城镇居民回到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工业化又刚好在这个时候不断向前发展，城市人口比重却不断下降，在当时城市容纳能力成为人为抑制城市化的一个借口。当我们开始迫切的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迈进的时候，突然发现人口在农村，我们错过了工业化发展、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最佳时期，现在的情况实际是不那么利于社会转型的，但是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又会阻碍社会发展，结果就是社会的转型问题变得更加艰巨而困难。
在城市容纳能力这个内容中有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点，那就是城市对劳动力的容纳能力，即提供就业的问题。“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能否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呢？”这个问题引起了担忧。当时的社会现状是：普遍的下岗，经济在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不是依靠简单的劳动力，而是依靠资金和技术的投入。这样的情况使得进入城市的人生活更加艰难，而原本住在城市里的人开始担忧他们原本的生存资源可能会被瓜分。然而书中指出：目前中国工业和服务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也足以支持50%城市化水平。他的这种看法无疑是乐观的。
但城市化进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户籍问题，贯穿了整个城市化过程，也是许多问题产生的原因。“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就造就了这样的一种格局：50%以上的劳动力在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而城市人口在总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0%多。”（第五章 80页）因为户籍属于城市户口是我们衡量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户籍壁垒，让很多人只能进入城镇却不能与城市原住民的相同社会保障、社会资源。打破户籍限制才能真正使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正轨的轨道，进入城市的农民也能享有公平的社会保障，中国的城市化才能回归到以人为本的基本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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