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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黎黎
马思聪
1971年7月，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结束后拟从北京返回美国，此时，已是耄耋之年的周恩来总理伤感的托他转达自己对马思聪的问候：
"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背井去美国，我很难过。"
曾经，周恩来和马思聪因为音乐，成为了莫逆之交。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那段日子，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如演绎了“高山流水”的钟子期和俞伯牙一般，是音乐世界的知己和至交。
时下，曾有人调侃马思聪，说他是总理座下的“红人”。确实，在“红”的那段短暂的岁月里，马思聪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他享受着一个深受器重的音乐人应有的优待，住在北京一所环境清幽的四合院。而在寸土寸金的四合院宅邸区，他的房子近200平方米，拥有8个房间。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马思聪更是成为了中南海的常客，但凡有国宴，需要宴请重要国宾，都会邀请马思聪到场演奏。
在马思聪令人如痴如醉的小提琴声中，席间觥筹交错，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重要领导人听着他的音乐也不免为拥有马思这样的人才而倍感骄傲。
年轻时的马思聪
有一次，周恩来同外交部长陈毅打趣道：“陈老总，我们三个人都是法国留学生，人家马思聪就学到了东西，而我们俩就没学到。”那是一片等待着迎接太平盛世的美好状态，处处可见是欣欣向荣的笑脸，声声可闻是沁人心脾的乐曲。
马思聪很满意这样的生活，虽然中国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千疮百孔，早就已经伤痕累累，可是在一片等待沐浴朝阳的土地上，他立志要将自己的毕生都奉献给他钟爱的音乐事业。
马思聪是音乐神童，尽管家中无任何音乐的艺术血脉遗传，他却在一方充满戏剧音乐的热土上生长出了对音乐的热爱之心。
1923年，年仅11岁的马思聪就跟随大哥来到巴黎，于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在学习感悟能力最强的年纪，马思聪在世界艺术的中心巴黎沐浴着来自音乐的洗礼，用6年的时间塑造了音乐根骨。
马思聪与大哥马思齐（中）、二哥马思武（左）合照
1929年，因家中生变，马思聪阔别6年后回到家乡，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演出，名声大噪，短短时间内便受万人追捧，年仅17岁的他被誉为“音乐神童”。
从此，中国的乐坛中便出现了一位年纪不大、地位不低的音乐骄子。两年后，受广东政府官费资助第三次留学法国后，马思聪学成归来便成为了中国第一所现代"私立音乐学院"院长，而此时的他不过堪堪20岁。
同年，马思聪和女弟子王慕理成婚，两人过上了夫唱妇随的恩爱生活。王慕理擅长钢琴，每次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几乎都是自家老婆为其伴奏。
婚后的日子里，马思聪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建设中国的音乐事业上。在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这20多年的时间里，马思聪先后担任了广州音乐院、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音乐系、中山大学教授，中华交响乐团指挥、贵阳艺术馆馆长、台湾交响乐团指挥、广州艺术音乐系主任、上海中华音乐学校校长、香港中华音乐院院长等众多职位。
马思聪和妻子王慕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思聪更是坚持辗转西南、华南等偏远地带演出，激励群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在国内严峻的环境之下，马思聪在大后方创作了大量的抗战歌曲，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思乡曲》，这首歌曲也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和海外侨胞的广播开始曲。
凭着一腔爱国情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马思聪更是不顾危险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稳定的香港，回到内陆，带着一把小提琴辗转各地，为遭受着苦难的同胞们带去音乐的慰藉。
他相信音乐有治愈的力量，也相信来自西洋的乐器亦可奏出属于我们民族的乐章。
在马思聪之前，中国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小提琴音乐作品，而马思聪不仅让大家认识到了小提琴这种乐器，还谱写出了独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小提琴音乐作品，所以，马思聪“中国小提琴第一人”的冠冕受之无愧。
就在马思聪一腔热血奔赴在中国的音乐事业上时，他的名声早就斐然中外。1948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来到马思聪家拜访他，直言不讳的道：“中国要落在共产党之手了，共产党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贝多芬、莫扎特；美国政府盛情邀请马思聪先生到美国大学任教；五线谱是世界语言，希望能在美国听到马先生的琴声。”
面对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大师，美国政府确实是诚心邀请的，甚至已经为马思聪在美国音乐名校留下了教授之位，还贴心的为他们一家人买好机票、办理好了出国手续。
但此时的马思聪犹如一位等待时机反哺祖国母亲的孩子，好不容易等到自己的祖国独立的那一天，他怎么可能离她而去？
于是，面对更好的生活和创作环境，马思聪没有任何动摇，断然拒绝了，并将全部心思放在了音乐创作上，同年，完成了《春天大合唱》。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一天，也是马思聪最为欣喜欢腾的一天。看着祖国经历艰难、浴血重生，人民当家作主，他心中的喜悦无可抑制，谱就了《欢喜组曲》。
演奏中的马思聪
不久，周恩来约见马思聪，就新中国百废待兴的音乐事业而征求他的意见，直言道：“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
马思聪提出了“人才第一”的观点，而培养人才便需要办学校，当年，周恩来总理便决定成立了中国音乐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而马思聪便当仁不让的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在大展宏图的年纪，马思聪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为中央音乐学院的校报题词道：“诚心诚意做一条孺子的好牛。”
1950年，由马思聪作曲、郭沫若作词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横空出世，被中国亿万少年儿童传唱了20多年，许多80、90后的父辈们就是唱着这首歌长大。
而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马思聪也不负他当初立下做一条孺子的好牛的誓言，在任的16年间，为中国乐坛甄选了大批优秀的音乐人才。
马思聪指导学生
1952年，马思聪到广州招生，借住在朋友温瞻美的家中，偶然听到客厅中有人在拉《西班牙交响乐》，马思聪听了便直言道：“这个孩子是个可造之才。”后将这个孩子破格录取入了中央音乐学院。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中央音乐学院著名小提琴教授、享誉世界的杰出音乐教育家林耀基。当年年仅15岁的林耀基拜师温瞻美学习小提琴，没想到因为一段乐曲让从未见过他的马思聪起了爱才之心，由此提携教育他，改变了他的命运。
而这段无心插柳的“隔墙有耳”招生经历也促成了这对师徒的一段佳话，后来林耀基还对马思聪的知遇之恩充满感激：“如果我今天还能为中国的小提琴事业做点贡献, 真是要感谢马思聪先生。他是真正的伯乐！没有他，就没有我林耀基的今天。但当时我还不懂这些道理。”
像林耀基这样被马思聪发现的具有音乐天赋的种子有很多，例如盛中国、向泽沛等国宝级的大师都曾师从马思聪，被其悉心教导。可以说，后世小提琴界中大半泰斗都是出自马思聪门下。
此时的马思聪人生得意马蹄疾，1955年被邀请成为第五届国际肖邦钢琴比赛评委，奔赴波兰，随行的还有中国参赛选手傅聪。
相处的十多天里，马思聪给予了傅聪许多宝贵的改进意见，让他的音乐水准有了不少的改进，在国际赛事中，一举夺得了比赛最高奖项"马茹卡舞曲奖"。
1958年，马思聪又任柴可夫斯基钢琴和小提琴国际比赛评委，此次随行参赛的是刘诗昆。他再次不忘对其指点一二：“手指触键要更短促、更有力，锤子击钟后不立刻离开就把音捂死了，音会发闷。”最后，刘诗昆在此次比赛中暂获亚军，回国后受到了毛主席的重任。
马思聪曾言“要把每个音符献给祖国。”他确实用他孺子牛一般的勤恳耕耘做到了，将自己的音乐篇章传唱到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也不遗余力为祖国培养出了大量优秀人才。
可是，这样专心作曲育人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刚开始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几个小年轻发文探讨某交响乐曲，被有心之人妄下论断，打击成为了所谓的"反党右派小集团"，一群正值青春年华的乐坛新秀就这样被送到了北大荒劳改。
山雨欲来风满楼，接踵而至的一个又一个“深刻揭发和尖锐批判”运动，让音乐界宽松自由的氛围变得紧张恐惧。
连当时作为中国音乐界领路人的马思聪也不能从这场运动中幸免，他被批判为“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
更有极端者，还在"拔白旗"的文字中写道：“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
对此污蔑，马思聪向来是不屑一顾的，他虽然感受到了国内不同寻常的氛围，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祖国，相信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相信党和政府会给他一个公平的结果。
可到了1966年，国内的形势已经不容小觑，对文艺界的批判已经从文字运动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的惨烈程度。
一天，一个学生慌慌张张的来到马思聪的家，对他说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习小提琴是迷恋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师学琴了。”
不久，马思聪的家就遭到了大批激进学生的围攻，他们高喊着“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马思聪，打倒吸血鬼马思聪。”的口号，命令式的将一捆大字报丢给了这位曾经受人尊敬的良师，恶狠狠的让他将这些大字报都贴在家中，每天阅读，洗涤灵魂。
马思聪故居
紧接着，马思聪又被关入了社会主义学院，同500多名各界艺术院校掌舵人、文艺界权威、知名人士一起受着严酷的军事化管理。
鲁大铮曾经这样记录马思聪被批斗的生涯：
“8月一天，马思聪被押上卡车，回到音乐学院。下车的马思聪脚跟尚未站稳，一桶浆糊倒在他的头上，一些人往他的身上贴大字报，把一顶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子戴到他的头上。马思聪脖子上挂着两块硬纸板，一块上写着"资产阶级音乐权威马思聪"，另一块上写着"吸血鬼"。学生们让马思聪手拿一只破搪瓷盆作为"丧钟"，边敲边走，说这是"敲响了资产阶级的丧钟"。”
马思聪的家也到处张贴着批斗他的大字报，大门处只留了一米高的洞口，进出都要佝偻着身子，不能直着腰板做人。
受马思聪的连累，他的妻子王慕理每天也要被红卫兵责令打扫街道，还要被迫写下揭发马思聪罪行的材料，稍有反抗，便会被呵斥：“如不老实，死路一条”。
实在受不了这样每天惊惧的生活着，在家中厨师贾俊山的帮助下，王慕理和女儿马瑞雪暂时逃离北京来到南京投靠马思聪的妹妹，企图等运动结束后再回北京。
但是在红卫兵不断的追查下，亲戚朋友处竟没有任何可以让他们立足的地方，一路南下又从南京逃到上海，从上海逃到广州。
王慕理每天都战战兢兢，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有尽头，害怕全家人都被迫害失去性命，于是央求哥哥王友刚帮助他们一家逃到香港。
与此同时，马思聪正拖着病区在自己曾经掌管的中央音乐学院拔草，被一个瓦工奚落道：“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罢，竟真的让马思聪扑在地上吃起了草。
像这样被侮辱的日子数不胜数，有时候，甚至被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在疲惫、恐惧和折磨中，马思聪肝病复发，得到离开牛棚回家暂住的机会。不过此时，他曾经的家已经被好几户人家占领，他这个正经的主人反而大气不敢出，只能憋屈的住在一间湿冷的偏房中。
而王慕理决心到香港避祸后，便让女儿秘密回到北京见马思聪一面，企图将丈夫也救出北京。
马思聪一家四口初到美国
马思聪是不愿意离开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的，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得知妻子和儿女准备到香港避祸的计划后，他严词拒绝，他说受批斗可以熬过去，但一走开就等于叛逃，什么都完了。
父女俩争执了两个多小时后，马瑞雪最终安抚父亲，说让他先到南海养病，病好后再回北京。
最终，马思聪在自家厨师和朋友的帮助下，和女儿一起乔装打扮离开北京，来到广州和家人团聚。
在反动派得知马思聪失踪后，告知了警察局，竟然出动警力来抓捕马思聪。这时马思聪终于明白过来，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回到北京被批斗，而他这样的身体状况必定承受不住那样的折磨；要么同家人一起到香港寻求生机。
没有谁不渴望活着，被迫无奈之下，马思聪同意了妻子和儿女们的计划，忍痛离开了这片他挚爱的土地。
在当时如此严峻的形势之下，被重点关注的马思聪一家人要想离开大陆到香港避祸，便只能偷渡。
而当时的马思聪已经身无分文，最终还是以打借条的方式以5万港币作为代价带着一家人来到香港。
马思聪全家福
可是当时的香港报纸却登了丢弃在大屿山的“002”号拖船的照片，那正是马思聪一家偷渡到香港乘坐的船。害怕再次被引渡回大陆，全家人在香港逗留了2天，马思聪便决定到美国投靠他的九弟马思宏。
这一走，便是20年的漂泊流离，至死，马思聪也没能再回到他热爱的祖国。
落地美国后，马思聪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著名讲话：
“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虽然马思聪一再强调自己逃离的无奈和痛苦，但是他依旧被国内反动派定为“叛国投敌”罪，导致国内数十名亲友受到牵连。
马思聪的岳母、侄女和厨师被迫害致死；马思聪的哥哥、上海外语学院教师马思武不堪折磨，跳楼自杀。得此消息，马思聪悲愤如斯，在日记中写道：“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
因为那段记忆太过惨烈，带给他的心灵太多创伤，马思聪尽管一直有回国的心愿，但是几次三番都没能回国。
1984年，背负了十几载“叛国投敌”罪的马思聪终于得到平反，国内也多次邀请他归国，但屡次透露归国愿望的马思聪却总是在关键时刻退缩，只道在“适当的时候会回国”。
马思聪如此矛盾的心理从马思聪妻子王慕理给女儿马碧雪的信中可以得到解释：“爸爸对大陆有余惊……”
但这个“适当的时候”终究没有到来，1987，马思聪因心脏病手术失败，在手术台上再也没醒来，走完了他76个风雨兼程、荣辱交汇的岁月。
在阔别祖国40年后，2007年12月14日，马思聪夫妇的骨灰终于在亲友的陪伴下魂归故里，安葬在风景秀丽的故乡广州白云山麓。
悠扬的《思乡曲》，此刻听起来显得那般平和......
马思聪小外孙女抱着他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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