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国家正式启动全民推广普通话工程，当然，这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整个入学前的童年都是在方言环境中度过的，唯一能听到普通话的地方便是电视上，比较令人奇怪的是明明没有学过普通话，为什么却能听懂电视里在说什么，毕竟，吴语跟普通话俨然就是两种语言，但那时从没想过这个有趣的问题，只会说吴语的能听懂普通话，但只会说普通话的却听不懂吴语。
当我们入学之后，学拼音，学普通话，但仅限于在课堂上说这门语言，课外没人会用普通话去交流，你如果冷不丁说出一句普通话来，大家会觉得违和而滑稽，这与发音标不标准并无关系，事实上，由于吴语与普通话那巨大的差异，我们反而不会像许多半普通话半方言地区那样带有一种浓厚的方言音。
那个时期，唯一能直观体现国家正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便是教室门板上钉着的那块金属铭牌，上面雕刻着五个漆成红色的大字：“请讲普通话”，下面还有一行拼音注释。老师经常会鼓励我们平时多用普通话交流，但这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合适的环境，大环境都是方言，特立独行地讲起普通话来会显得格格不入。
时代的过渡中总有一些有意思的现象，那时学校里那些年长的老师无一例外都不会说普通话，因此普遍都是老师用方言教学，学生用普通话学习的情况。他们会在课上讲一种介于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过渡性奇怪语言，尽量模仿普通话的语法及音调，但吴语与普通话有一个根本性区别，吴语类似古汉语跟日语，重点在喉音，舌头与口腔只起辅助作用，这种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中气十足，可以把话说得更响，在吴语中也不存在口齿不清的情况，每个人讲起来都很好听，而普通话则正好相反，喉咙只提供一小部分声源，成音的重点在于舌腔，因此，老师们用吴语的发声方式去讲普通话，就成了一种不伦不类的语言，同样的，我们能听懂，但如果让只会说普通话的人来听，就会非常吃力地去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
所以，我们的拼音以及整个普通话的基础语法结构，都是不会讲普通话的黄老师用方言教的，多么奇怪，她明明可以教会我们说普通话，自己却无论如何都学不会，她明明知道如何发音，就是发不出来。
她把我们带到三年级结束便正式退休了，三年级时，乌玉桥小学并到了我们学校来，班里的学生一下就多了一倍，由于拼音是不同的老师教的，便产生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他们念到某些复元音韵母的拼音时，我们总会忍不住哄堂大笑，感觉说不出得滑稽，我们从来没听过那种念法，而他们却莫名其妙地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
比如“推广”这两个字，他们是这么拼的：特乌诶推，哥乌昂广，这种生硬的念法突然出现在我们耳中，谁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们从没想过拼音竟然可以这么好笑，“推广”还算能勉强说得过去的，像“天”这个字，他们那种颗粒感十足的，把复元音韵母拆分成单个韵母依次念出来的“特衣安天”在我们看来不仅仅是好笑了，这简直就是强行把三个音念成了“天”啊。
同样都是不会讲普通话的老师教的，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谁对谁错，但从直觉上来看，黄老师教我们的把复元音韵母连成一个整体念更合理一些，不会显得那么生硬，拼起来也要顺理成章多了，但乌玉桥小学来的那些同学们绞尽脑汁都想不明白，我们的“特烟天”，“特喂推”，“哥往广”中，那些“烟”，“喂”，“往”是从哪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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