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今注今译·天运2》。“至贵，国爵并焉；至富，国财并焉；至愿，名誉并焉”。最尊贵的，一国的爵位可以随同忘却自我而弃除；最富有的，一国的资财都可以随同知足的心态而弃置；最显荣的，任何名声和荣誉都可以随同通适本性而放弃。换句话说，依凭的外物越多，人就越受拘束，越容易成为声名外物的奴隶，越“贫穷”。
《庄子今注今译·天运3》。感觉这一节比较难以理解，看似是讲不同的音乐对人心境的影响，实际上这里的“音乐”，是在仿效人世与自然，它甚至不是某种声音，而是天地自然的运转本身。人在面对这种“音乐”时，先因未知无定而惊惧，再因顺应变化而放松，终因被其充盈却无迹可寻而混沌迷惑。而这种心灵淳和无识的“迷惑”才是与“道”融合相通的。其倡导的可能是一种与万物同在，共同呼吸的虚空忘我的境界，比一般顺应自然的“有为”心态，又进了一步。
《庄子今注今译·天运4》。古今的情况已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礼仪法度，也当应时而变，不论它们在过去多么适合有效，都不能生搬硬套。推而广之，别人的经验再好，也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不能照拿照搬，一味模仿。还有凡事应追求和而不同，不一昧地追求一致。就像不同的水果，口味虽然各不相同，但却一样可口。文中用了大量的类比来说明这个道理，比如有名的“东施效颦”，正是用在这样的语境之下的。“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只看到人家皱眉美，而不知道皱眉究竟为什么美；只看表面，不求本质；只知模仿，不知变通。结果只学到了皮毛，甚至弄巧成拙，越学越糟了。
《庄子今注今译·天运5》。追逐和迷恋富贵、荣显、权势的人，一定牢牢维护着这些东西，不愿让与他人。因此拥有和控制它们时心里便时刻战栗，一方面想要更多，一方面担心失去。若是不得已舍弃它们时便悲伤忧虑。这种人心中一无明见，为外物所困，不正像受着刑戮的人吗？
《庄子·天运6》。在《庄子》中多有对仁义道德的激烈批评以及对三皇五帝等儒家推崇的明君圣贤的非议。因为不论本心如何，刻意为之的东西总会违背自然，让事情变复杂，引起未曾预料的后果，这是不可避免的(每当此时我都会想到科学上说的“熵”)。但没有仁义和三皇五帝的作用，人心就能一直保持淳朴吗？事情的发展就会一直顺应自然吗？就不会有新的类似理论和人物产生吗？又或者说，这一切的出现，虽然可能是偶然的，但也却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著名人物对历史的影响可能很大，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事情向什么方向发展却不是他所能控制的。
《庄子今注今译·天运7》。六经是先王的陈迹，就像脚印不等同于脚，六经也不等同于先王的治理本身。其中虽有真知灼见，但不顾时代和实际情况的变化，把其中的每一句话都奉为不可更易的真理，自然是不可取的，也是行不通的。这也启发我们在面对古代优秀文化资源时，应该考虑到它本身的局限性，也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变化，不能一味地唱赞歌或生搬硬套。
《庄子今注今译·刻意1》。本章的“刻意”只是选取了最开头的两个字作为题目，而且“刻意”也不是故意、特意的意思，而是指磨砺心志。类似于一种用心努力的修行。当然，不论哪种“刻意”都不是《庄子》所倡导的，书中所展现的境界是“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导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这自然是一种过于理想的境界，但也的确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只有苦修避世才能高洁吗？只有天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才能修身吗？只有追求功名才能治理天下吗？只有退居江湖才能自然闲暇吗？只有进行名目繁多的养生才能长寿吗？——人不努力，什么都不做，自然也是一事无成，但但太“刻意”，太执着，也会变得太局限而不自然。
《庄子今注今译·刻意2》。《庄子》中推崇的境界是“恬淡、寂漠、虚无、无为”，喜怒哀乐等情绪、爱好憎恶等情感都被视为邪妄、罪过和失误。但事实上即便有人能做到不忧不乐，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也没有任何喜好厌恶，那恐怕也没有“人味”了。当然，在庄子生活的那个动荡的战国时代，用虚无来对抗混乱和惶恐不失为一剂良药。而到如今，我们所该追求的不是虚无，而是平静，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被强烈的情绪所控制；不是没有好恶，而是不被感官的欲望所支配。人生往往苦多乐少，每天祈求快乐，可能常常会失望；但如果追求内心的平静，则可能获得更长久的喜悦。
《庄子今注今译·刻意3》。不过度劳累形体、过度使用精力，像清水一样清澈不混杂、平静不搅动、流畅不闭塞，恬静专一、纯粹朴素、循顺自然，此为养神，养神才能养生，养生贵在养神。
《庄子今注今译·缮性1》。本节中提出了“以恬养知”的观点，即通过内心的恬静来涵养生命的智慧。同样，智慧也可以涵养恬静，让人的内心更加宁静澄明。要获得这种智慧，修治本性，就必须警惕世俗的学问和思想，拒绝纷扰与欲望。智慧宜敛藏不宜外露，过于张扬，强施于人，终适得其反。
《庄子今注今译·缮性2》。儒家和道家都有各自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儒家推崇的是尧舜和西周时期的礼乐昌明、文治武功；道家推崇的是在所有这些历史上的名人出现之前的那种质朴自然、天人合一。两者都认为越到后来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但前者认为原因是礼崩乐坏，着力于恢复礼法；后者认为原因是人为过度、偏离自然、扰乱本性，着力于摒弃礼法，恢复本心。然而这样的“黄金时代”可能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加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难以停留，对于过去的辉煌，可缅怀可反思，但一定无法照搬和复刻。
《庄子今注今译·秋水1》。《秋水》是《庄子》里的名篇之一，中学课本里学过此文的一小部分，“望洋兴叹、贻笑大方、井底之蛙、夏虫不可语冰”等耳熟能详的成语也出自此篇。在文中，河神与海神之间共有七问七答，除了让人认识到自身的渺小，世界的广阔之外，还着重讨论了价值判断的相对性：一种事物并非天生优于另一种事物，再大（小）的东西放到更广（小）的尺度下也是渺小（广大）的，同样的做法在不同的情势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是相对的，因此要破除那种执着的心态，顺应自然规律，平静地看待荣辱得失、大小成败、生老病死等，不要造作，不要贪图，不要怨愤。
《庄子今注今译·秋水2》。独脚的夔羡慕多脚的多足虫，多足虫羡慕无脚的蛇，蛇羡慕无形的风，风羡慕明察外物的眼睛，眼睛则羡慕内在的心灵。其实彼此都是自然造就的，也有自身的优势，在羡慕别人时也被别人羡慕着。当然，在文中的这条“羡慕链”上还是确有高下之分的。无形的风要比有形的动物更胜一筹，广大的心灵要比有限的目光更胜一筹。通透、开放、博大、不拘泥于细枝末节的争执，才是真正有力量的。目光如果只局限于眼下，心灵如果只拘禁于一隅，那么反而连独脚兽和千足虫也不如了。
《庄子今注今译·秋水3》。直面猛兽和武器而不惧怕，这是一种勇敢。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另一种勇敢去面对生命中的穷困和通达，不论我们怎么努力，环境、时势等都会影响到我们，命运中总有不可控的部分。了解到这一点而后用平常心去面对各种诱惑、各种利益、各种灾难、各种变故，这就是一种最大的勇敢。
《庄子今注今译·秋水4》。“井底之蛙”和“邯郸学步”的故事出自这一节。智慧的标志之一其实是明白自己的渺小和无知，只有这样才会保持谦卑、学会自省，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更多的知识、更新自我的认知。不论取得了多大成就、懂得了多少知识、达到了什么水平，只要骄傲自满、安于现状，就等于停滞不前了。我们都笑话文中的“井底之蛙”见识太浅，但假如与它相对的“东海之鳖”也认为海是最大的、唯一的、最好的，不再需要向外探求，满足于此，那么它也不过是困在了一个更大的“井”里罢了。
《庄子今注今译·秋水5》。高官厚禄、养尊处优，人人趋之若鹜。但财富与地位被众人觊觎，时时要担心失去；万众瞩目，声名显赫，也就难有宁日，不能随心而行。这些东西何尝不是一种束缚呢？对许多人来说，“曳尾于涂中”的虽清贫但自由自在的生活，要比高居庙堂的尊贵更让人快乐。
《庄子今注今译·秋水6、7》。猫头鹰不懂得鹓鶵的追求，怕它抢走自己口中的腐鼠，用大喊来恐吓对方，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但子非鱼，却能感知到鱼的快乐，却又是一种善意的欣赏与移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人非花非鸟，却能把自己的感情投注于花鸟。子非鱼，却能从鱼身上看到自己向往的快乐，这样的一种移情，只是自己内心的波澜，相信花鸟鱼虫也不会有意见的。
《庄子今注今译·至乐1》。什么才是真正的快乐呢？天下有没有至极的欢乐呢？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但世俗所尊崇的，主要还是富有、华贵、长寿、善名；所欢乐的，是身体安适、饮食丰盛、衣装华丽、美好的景致、悦耳的声音等等。这也无可厚非，但一方面世上的事难两全，为了钱财地位，往往要劳累身体；为了求得善名，却委屈了自己；追求享乐，一旦得不到，就大为忧惧。一方面一窝蜂地仿佛被逼迫着一般去追求这些，为了它们整日不得安宁，也是人生一苦。所以庄子所推崇的“至乐”反而是一种“无乐”，推崇的声誉是一种“无誉”，换言之，人生在世不是为了追求快乐，而是为了获得内心的恬淡宁静。不汲汲以求，就不会受制于外物，虽然不会兴奋快乐，但却也不会受忧虑烦恼的束缚。
《庄子今注今译·至乐2》。死亡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是一个忌讳的话题，是悲惨、痛苦、孤寂、恐惧的代名词。因此，庄子在妻子去世后做出“鼓盆而歌”的举动，就显得特别不协调。但当惠子不解地责问时，庄子的回答却体现出他对死亡意义的真正思考，他说亲人去世怎么能不悲伤呢？但生命本从无到有，然后又从有到无，就如同四季的更替运行一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死去的人将重归天地，得到原初的宁静，而仍旧活着的人在悲伤过后，也可以平静达观地面对。所谓“尘归尘，土归土，让往生者安宁，让在世者重获解脱。”
《庄子今注今译·至乐3、4》。这两小节依然在讨论生死的问题。除了继续阐述生老病死是一种自然规律，应平常心应对而外，还通过庄子与骷髅的对话透露出了一种生不如死的感慨——生活总是处处受限，没有自由；处处劳累，被各种忧虑所包围；处处受苦，饥饿寒冷疾病不断威胁，反而是死了才能得到安宁。想想庄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过的不就是这样的日子吗？难道不是太痛苦了才想寻求解脱吗？这不就是在控诉生活之苦吗？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即便在危险丛生朝不保夕的时代，大部分人就算生活再苦也还是留恋和热爱生命的。书中这么说也无非是想让人们看淡生死，面对生死更加达观和潇洒。生未必如此好，死也未必如此坏，如果不那么惧怕和忧虑死亡，就可能得到一种精神的解脱。这样想来，这种想法也未必是表面上看来那么消极的。
《庄子今注今译·达生2》。这一部分在今人看来颇有点荒诞，因为不论怎样的“至人”也不可能做到“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慄”。文中举的“醉者坠车，虽疾不死”的例子也没有根据。这段描写倒是很像武侠小说中那些内功深厚的人，具有强大的防御力，说不定小说也是从这里受到的启发。不过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劝人们忘却外物、凝聚精神、保持心态的自然平和，这样就可以免受侵扰。精神状况和心态对人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人虽然不会时刻面对恶劣条件的威胁，但却常常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保持较低的欲望、平和的心态，虽然没办法帮人抵御水火等外物攻击，但的确会让人更加健康和坚强。
《庄子今注今译·达生3》。一位驼背的老人用竿子粘树上的蝉，就像在地上拾取一样容易，原因一是反复的练习直至技艺熟练精湛，二是他做这件小事时从不左顾右盼，专心得好像全世界只剩下蝉的翅膀，不会因任何外物而受到干扰。书中称赞他“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制胜的关键就在于拥有强大的专注力，做其他任何事情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庄子今注今译·达生5》。养生要兼顾形体和精神，不论是形体受损还是内心失调，都会影响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凡事不及或太过都要警惕，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才是养生之道。另外，人们在一些突发事件或大事上都会投注足够的注意力，而对于日常的起居饮食却显得恣意失度，可谓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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