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读到阎真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由此了解到了屈原的《渔父》这首诗。阎真取此为书名，意在追问知识分子在权利面前如何保持自己的初心。确实，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群体。是追求超然物外的生命的圆融与适意，还是以国家兴盛为己任的责任与担当？“我”与“渔父”的三次对话中，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思想不断碰撞、交锋，最终，谁也没有说服谁。渔父但笑不语，边划船边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而“我”亦坚持“我”的信念，“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
屈原作《渔父》，我以为是屈原内心深处有两种思想在挣扎斗争，最终，通过痛苦权衡，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在他看来，隐逸江湖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然而身为楚国贵族，他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楚国亡，他也不会苟活于世。而且“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做不到与世俗同流合污，就只有以死抗争了。
一直在想，寄希望于昏庸无能的楚王励精图治，屈原是不是其实知道根本就是痴心妄想？过早进入政治中心，又自恃其高，孤芳自赏，屈原焉得不败？
《渔父》一诗，基本代表了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选择方向。范仲淹的“登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这是典型的儒家弟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张志和的“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则是陶然自乐的道家精神。然而，我最欣赏的还是苏轼的人生态度。“乌台诗案”后，苏轼一贬再贬，最远竟贬到了海南。换作屈原，一定是悲痛无比，对朝廷宵小深恶痛绝，对自己身世飘零满怀忧伤，没法释怀。但是苏轼无论贬到哪里，都能找到自我调适之法。“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以为自己终老岭南，却也乐在其中。担任黄州团练使时，会于东坡开荒种地，解决饥荒问题。出任杭州太守，会修筑苏堤，造福百姓。苏轼还参禅悟道，练吐纳之术，修身养性，贫穷的生活中，也有快活，也有诗意。
苏轼身上，出世精神与入世精神完美结合，这样的不怨天尤人，顺势而为，才是我们应取的生活态度。一言以蔽之，就是弘一法师所说的：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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