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殷商西周时期，主要作品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春秋战国之际，出现了大量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春秋》《左传》《论语》《老子》等，是叙事散文的成熟期；战国中后期，以《孟子》《墨子》《庄子》《荀子》等为代表，这一时期，散文的结构渐趋宏大完整，论辩逻辑渐趋严细密，是论辩体散文的成熟期。
以农耕为主的生活方式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多重稳定性，同时也就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方式，即十分注重史官文化。古代散文的形成与中国发达的史官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西周时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之说（事为《春秋》，言为《尚书》）。
早期的《尚书》，除假托的部分，完全是史官所保存的文件的汇编；《春秋》虽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但仍然保持着史官记录的体式。战国初形成的《左传》、《国语》也利用了大量史官记录，但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著作。至于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形成的《战国策》，其主要来源是策士的私人著作。总体说来，这个过程表现为官方色彩逐渐减弱。
“士”阶层是由衰落了的贵族和上升了的平民构成的一个特殊阶层。“士”阶层由于失去了过去作为贵族的优越地位，就转而讲习知识文化，希望由此弥补失去了的有利条件，而重新参与社会政治实践。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表面上看是有一个异常盛大的讲习知识文化的场面，实质上则是要求把知识文化和官府和政治重新统一起来；是要改变过去宗法制的由贵族血缘世袭的政治制度.而代之以由掌握了知识文化的“士”阶层来担任全社会的政治领导职责。所以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希望得到重用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
他们的作品就形成了诸子散文，这些散文内容上以社会批评为主要特色，在形式上则形成了放言无忌和多用比兴、取象的特点。正因为它是随着争辩的风气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趋向，就是从简约到繁富，从零散到严整。这一时期的散文已经有意识地注意刻画人物的性格、追求情节的曲折性和语言的生动性，具备了浓厚的文学色彩。
在思想领域，形成了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哲学突破时期，从而奠定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实的核心和基础。从文化史的意义来说，诸子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也是研究中国文学史所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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