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弩长于防守，为步兵武器，但对游牧民族来说，在马上使用弓箭更为便捷。北宋亡于金人，南宋亡于蒙古，从此之后，中国弩迅速没落。明清时期，热兵器已经出现，基本是火器与弓平分秋色；特别是明亡之后，曾经作为历代制式武器的弩已难觅踪迹，基本已经失传。
汉朝最为强盛之时，几乎将骑射民族的匈奴赶出亚洲，所依仗的就有弩机制作工艺之复杂精巧。这已经远超匈奴所理解的程度。汉朝时，严禁十石以上的弩出关，可能算是最早的武器禁运吧。当然，这种标准化的规模生产，完全依赖于一个强大稳定的政治体制。当体制崩溃时，简单原始的骑射往往会显示出更好的适应能力。
斧子的把柄是木头的，木头做了斧柄，就用来砍木头。箭羽也是如此，雕或者雁的羽翎做了箭羽，便被用来射杀雕和雁。这显得既讽刺，又残酷。
在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 300 年战争中，宋军完全仰仗高技术的弓弩，来对抗北方原始野蛮的骑射，每年的箭矢需求量都以数百万计。如此巨大的生产规模，依靠的是一个庞大的兵器制造业。弓弩院就是专门制造弓弩的官营工场，此外还有专门制造箭矢的弓弩造箭院，雇用工匠达 2000 多人。这些兵工厂不仅在京师有，地方也有，比如四川的弓弩院就可供应地方武库“弓弩多至数十万，箭数百万枝
面对匈奴骑兵，李牧“乃具选车得千三百乘，选骑得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彀者十万人”（《史记 · 廉颇蔺相如列传》）。他以一千三百辆战车控制住匈奴骑兵后，命令战车后的十万弩兵（即“彀者”）对其展开“屠杀”。匈奴骑兵顿时人仰马翻，兵败如山倒。万余赵军骑兵从后掩杀，十万匈奴骑兵全军覆没，单于只身逃回，“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李牧此战与白起在长平之战的相似之处，都是以远程强弩制胜：白起以弩进行阻击和压制，李牧则用弩进行攻击；白起以步兵对步骑兵，李牧则以步兵对骑兵。相对而言，李牧对强弩的应用更具革命意义。
弓箭的好处是弯弓射箭往往一气呵成。与弓相比，弩因为将拉弓和射箭的动作分解，而降低了射击速度；也就是说，弩的缺点是射击频率要大大低于弓。填装和发射一次弩箭的时间，是拉弓放箭的三倍； 20 秒时间，弓可以射击三次，弩只能射击一次。所以唐代杜佑在《通典》中说：“弩张迟，临敌不过一二发，所以战阵不便于弩。非弩不利于战，而将不明于弩也。”
对马背上的匈奴人来说，打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打仗可以发财，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无所谓失败和羞耻。仗打赢了，斩一敌人首级，只能得到一杯酒的象征性赏赐，而缴获的财物才是自己的，抓获的俘虏还可以做奴隶。因此，他们喜欢把敌人引进埋伏圈，然后包围，像围猎一样；打仗就像打猎一样，有利可图，人人争先，但如果出师不利，马上就作鸟兽散。
就单兵的军事技能而言，匈奴人确实技高一筹。不过，匈奴从军事上或许可以打败中原人，但游牧文化下，他们难以建立完善的官僚统治制度（匈奴人甚至没有文字）。他们擅长的是在运动战中对敌人进行围攻，而不是近身格斗的阵地战。阵地战和近战会造成惨重的兵员损失，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究其目的，他们进入中原只是为了劫掠。
数百年的胡汉互化，关中和陇右豪门基于地缘政治互相联姻，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关陇集团”，从北周到隋唐，中国的权力之争基本都发生在关陇集团内部。陈寅恪先生称赞说，关陇集团“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即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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