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过了“权、名、利”三关，世界只会越来越美好

一旦过了“权、名、利”三关，世界只会越来越美好

现代社会最大的进步和活力在于更加崇尚平等。从相当长的时期看，人类还很难达到人人待遇平等的境界。所以平等，主要指机会平等，以及关爱弱势群体。

传统的“权力观、荣誉观和利益观”，与现代社会人们所崇尚的平等思想格格不入，已经远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一

新社会权力的主要内涵是责任和担当。权力最基本的特征是分层次，而不是分等级。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分权思想，主要针对的是事权，传统权力观念，主要针对人身控制权。对不同的社会组织，对外各自承担不同的专业化的某种社会职能；对内遵循对事负责制。对事负责与对人负责不同，是集体统一对组织的宗旨和使命负责。组织内部的不同层次，只是各自所承担的责任大小和可能影响到的范围不同，因而只是工作分工不同。正因如此，责权对等，权力才需要有层次上的差别。

传统社会，主要以农业生产关系为主，社会生产力主要受制于自然环境和空间气候，因而整个社会的权力资源亦极其有限，换句话说，人类并没有多少开创性的事情去做。越是可做的开创性的事情少，说明某一个地区的经济就越是落后，可分配的物质资源就越少，人与人就会把太多的精力消耗在对经济成果的争夺上。因而，权力也就集中表现为针对人身的控制权。

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打开了人类发明创造的大门。人类对自然规律和对自然界的认识走向深入，工业文明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进一步使社会分工细化，从大的产业，到分化出越来越多不同的行业。大量不同的行业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产组织，以及多种文化组织和不再单一的政治组织。与社会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各种社会权力资源空前增多，其中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社会前提，即人力资源具有更大、更多可以自主把握的人际流动性。如果说传统社会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人，掌握了绝对无上的社会权力还只是一种理论，那么如今理论则已经成为现实。

事权分化，既不能理解为授权或权力分解，也不能简单理解为弱化权力。譬如，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是中央集权，而是中央机构需要在什么样的领域和事务上进行集权。就像一个希望长期和平稳定的社会，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样，否则社会就要陷入无政府的散乱状态；一个专注于生存和健康成长发展的企业，也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中枢，否则就难以在某一细分市场真正形成竞争力。

任何一个快速向前发展的经济体，背后必有一个强大而开明的中枢管理层。任何一个高速向前进的市场主体，背面必是一个以事业和使命为中心，人人担责、事权高度分化的利益或命运的共同体。

二、何为荣誉

传统社会的荣誉，不外有三：做官，做清官、做个好官；或务农，或经商，皆需要讲仁义，不可以为富不仁；面对外敌，不屈不挠，奋勇击敌，成民族英雄。

新社会，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是国家的公民，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中的绝大多数都属于新社会文明的建设者和参与建设者，除了极少数情节恶劣，违法犯罪的落后分子，社会认可、认同的是大多数。只有这样的“基本假设”之下，才会有所谓“伟大的人民，创造历史”，否则就成了“精英创造历史”了，正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结论。

除了历史人物，无论圣人，还是个人英雄，在现代社会皆是虚妄，或者自欺欺人。所有荣誉都意味着贡献，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所有贡献都意味着奋斗，却也弱化或忽视了人与人的差异和各自的环境和机会因素。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多的人，都有机会展示自我，发挥各自天赋所长，不枉一生，正是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无穷魅力所在。

现代社会不排斥歌功颂德，现代社会更需要的是见贤思齐。现代社会不能不给英雄个人披红挂彩，现代社会更需要人人积极向上，基于本职，踏踏实实，首先做一个合格公民。荣誉更多属于占绝大多数的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当被认可、被鼓励的个人成为了大多数，而不是太少数，整个社会就转向了更多的是属于对各种模范行为的推崇、认可与尊重。整个社会就会更平和、更务实，精神的东西不那么稀少了，泡沫也就稀少了，更多的人感觉更踏实，各自量力而行。不至于勉为其难。

三、除了权力和名誉，剩下的“全都是金钱诱惑惹的祸”

古人讲，“人不患寡，患不均”。

寡，是极度贫乏。均，是相对均衡。不应理解为人人希望物质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这也并不符合人类自古以来最基本的社会认知。问题在于分配不要过于悬殊，避免贫富两极极端分化。古今中外，历朝历代的内部战争，除了少量属于代表更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反抗旧势力的斗争外，大量的战争都是因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穷人穷死，富人钱多不知道怎么花才好了。于是，反抗者打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旗帜，分配失衡严重上升到政治层面。

工业社会的扩张非常迅速，对社会均衡的要求也比传统农业社会高得多得多。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在经济和社会机制创新上已经有很大改善。但仍难说已经很好地解决了阶段性、类周期性发生的贫富悬殊迅速扩大，社会矛盾累年积聚，小冲突不断，不定时酿成大冲突，亚洲金融危机、美元次贷危机……总可以骤然间爆发，绝非耳听为虚，缺乏先例。

彼得.德鲁克（1909-2005）可以称得上是西方近现代最具创见的社会学者和作家之一，他在二战时期已经敏锐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刚刚开始踏入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社会，最根本的秩序冲突，归根结蒂仍然是属于利益分配引发的矛盾和冲突。首先是在社会微观层面，也就是各类企业的内部，如果分配过于悬殊，企业的核心层与中基层的大多数贫富差距过大，这个企业要想发展得好根本不可能，这不仅是不同立场的人的理念不同的问题，而真正是属于有机的、健康有力的社会建构的问题。后有学者运用物理学的熵增熵减来解释此类社会问题，已上升到哲学层面。

利益分配问题的实质，绝不在于是不是真有必要保持均衡，而是要如何实现某种均衡它真正是属于既适应社会文明进步发展，又符合最大多数人心理和道德的判断标准的合情合理的某种均衡，学者们将这概括为管理学，管理学的核心命题。因而，德鲁克也被誉为现代管理学“大师中的大师”级人物。

位高权重者，首要跨越权力关。平头百姓，难能跨越荣誉关和金钱关。

四、华为公司的管理实践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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