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饮长江水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宋•李之仪《卜算子》）

我到目前的人生经历，大致分为两阶段：一是重庆，二是南京，长江头，长江尾，各二十年左右，而两者之间相联系着的，是滔滔长江水。

1.重庆

我出生在重庆附近的三线军工厂。“三线”是特殊年代里的特殊存在，隐于大山深处，自成体系，工厂没有地址，对外只有“重庆xx号信箱”，对内则是三位数的保密单位编号。我父母所在的厂，地处川东的华蓥山脉，渠江流域，衍流下去，就是歌乐山、嘉陵江。

川东三线工厂的根在重庆，因为抗战陪都留下的军工底子，在重庆的西南兵工局才成为国家最大的常规武器基地。爷爷一辈解放后几经转辗，安家在重庆，外公更是早在抗战时期，就随汉阳兵工厂搬来。所以幼儿阶段和上学后的寒暑假，我的去处往往就是最邻近的“大城市”重庆。

如今作为网红城市的一部分重庆符号，比如长江索道、十八梯、凯旋路电梯、朝天门...都是那时候过江和上下半城的交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网红感”，这些地标本来就和这座山城的生活方式关联在一起。

晃晃悠悠的3路电车沿线，从杨家坪到两路口，才是我的少年游。我熟悉沿途几乎每一个冰糕箱和老荫茶摊，几分钱的电车票，加上几分钱的清凉饮料费，如果还能有一毛钱的电影，对于我的暑假，就是充实而满足的预算了。两路口一带，遍布着可探索的宝藏：上下火车站的缆车（现在改成了大扶梯），大田湾的体育场和跳伞塔——尽管我从没见有人从塔上跳过伞；还有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当时矗立在三岔路口，还是挺有气势的；也可以往回走，从国际村那边的坡坎，爬上鹅岭公园，去看看两江。

而沙坪坝，在我上大学之前，似乎仅仅作为一个地名存在。那时候的重庆市，更像是分成几块的城镇群落，解放碑、杨家坪、观音桥、南坪、沙坪坝......各居一方，各有一个转盘，转盘就是区域中心的标志。沙坪坝转盘在三角碑，旁边有个新华书店，挺大的书店，由于沙区的大中学比较多，那儿比解放碑新华书店的教辅书还要全。不过我是不大跑到沙坪坝去买书的，只会去坐火车，襄渝线上春运的闷罐车。

2.重大

沙坪坝的重大，高考之前就听我妈讲到过，66年的时候她到东方红广场参加过“革命”誓师大会，后来就没去过了。在40、50年代出生的重庆人印象里面，重大是本地的最高学府，也是“革命”的心脏，现在提起重庆红卫兵“815”派，重庆人还是把它跟重大联系在一起——我去沙坪公园看过那墓园，现在的重大人估计都不怎么知道了。

95年入学的时候，才第一次走进重大校园，从A区的大门进去的——其实以后四年并不常走这正门。校门石柱上刻着“重庆大学”，已经是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题字了，当时我还一愣，这字方方正正的，跟录取通知书上的毛体字并不一样。校门就四墩方柱，挺朴素庄重的，字也挺好。

重大在沙坪坝，从建校起就一直在，从建校起就一直叫重大。这两条，可能在国内的大学里不多见。论校史，重大还不到百年，但中国大概没有一所百年高校没更过名，没迁过校址。这其实有赖于抗战，重大立在这里，重庆立在这里，文脉跟国家就没亡。第一代校训里有“佑启乡邦”的宗旨，重庆也是1929年建市，而重大跟重庆这座城市，就是这样紧紧绑在一起。甚至可以说，重大的性格里，有重庆人的性格，麻辣爽脆；重庆城的气质里，也未尝没有重大的气质，简单直接。

工学院楼

我常去二教，它又被叫作工学院楼，国立重庆大学的工学院。到90年代，这里已经是上外语课的教学楼了，有很多外语学院的女生和女老师出没，因此算是理工科院校里最文艺的去处。如果傍晚想要吹着江风走过鸳鸯路，去木地板木楼梯的教室上个休闲式晚自习，二教也是极好的。欧式建筑，门楼很高，上面嵌着“工学院”几个字，半地下室的窗上，有法文“FONDE EN 1935”的字样，铸铁材质。抗战时重庆大轰炸，这幢楼按说目标挺明显，可只被炸掉了一个角楼，恐怕并非日本航空兵敬惜大学，还是大块的花岗岩石料建得坚固吧。二教门楼前扇形的台阶风化得厉害，偏偏历届的重大人都爱坐在这儿拍个照，包括现在跑去看网红城市的文艺青年们。毕业后，每次回重大，我也会去二教台阶上坐坐。

民主湖

还有民主湖，因为在四舍前面，总有坐在湖边歪脖子树上等人的，后来回去看那棵树，好像更弯了些，几乎要贴着湖面了。民主湖的另一边（在重庆是分不清楚东西南北边的）以前是锻造车间，最能体现工科特色的低频轰隆声，现在成了电影学院。再往后门那边走，就是电影院，国立中央大学留下来的礼堂，我第一次看《泰坦尼克号》和《星河战队》的地方。再经过风雨操场，就出后门了，可以走到石门大桥，桥墩下面，嘉陵江中有一大块礁石，枯水季可以上去烧烤。

靠着嘉陵江的沙坪坝高校，其实是有性别的：重大、建大、西政比较刚，川外、重师则相对娇小。每年11.27，学红岩精神，要去烈士墓扫墓，西政川外就在那边，重大和西政多多少少有点梁子，或许跟川外有关；跟建大倒是关系挺好，门对门，经常窜过去吃饭、看录像。99年炸馆，也先到建大，邀起第二天上街步行，后来沙正街两大技校整合，成了重大的AB区。99年毕业，那时候还没合并，我们的大概是老重大（A区）的最后一届本科毕业生了吧。每一届毕业离校的情形都差不多，有很多的山城啤酒，在民主湖或者思群广场坐成一排，然后到中门，把人逐个送走，寝室空掉，各奔前程。

二十年后，我们是一群把同学会开成运动会的中年男女，回到思群广场再踢一场球，在风雨操场的篮球场、羽毛球场再拼杀一回，有点蒙太奇。虽然气喘如牛，然而阵型仍在，架势不倒，酒量和传切配合依旧。

3.南京

毕业来到南京，其实很偶然，之前对于就业完全没有概念。蒙母校关照，有张优秀毕业生的证，所以双选会可以提前一批进场，没聊几句，就被南京的一家汽车企业签了。出来打电话给家里，我爸说，南京好啊，中山陵、夫子庙和盐水鸭。但是那时完全没有想，南京到重庆还有一千多公里，坐绿皮火车，要哐啷啷一天多，我只觉得下江南、造汽车，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跟那些负笈千里到重庆上大学，又回家乡工作的同学相比，我倒像在重庆待腻了，急于离巢的样子。

重庆有江湖气，南京有古董味；重庆人关心麻将输赢，南京人想着置套学区房；那些年重庆火锅到南京都变了味，后来发现南京人喝馄饨是要辣油的——当然这些都是我到南京待过几年，吃惯了鸭血粉丝以后，才归纳体会到。

1999年的南京火车站，小而且旧，后来没多久就烧掉重建了。托运的行李，还得到建宁路南京西站去提，没有棒棒，自己找黑车司机谈价。出站不远就是南汽中央门厂区（我并不在这个厂区，在黑墨营，官方地址写成中央门外），中央路一直走下去就是鼓楼和新街口，报到以后，我就和一个华科同届的，一路走到了新街口，看到孙中山铜像就倒回来。在重庆几乎没有骑自行车的，而一到南京，置的第一大件就是捷安特，上下班，周末骑着它逛城墙，还远征到了中华门、雨花台——城墙以外，就是郊区了。南京和重庆是很不一样的城市，南京的街道纵横交错，棋盘形状，而重庆的路则是依山水走势，想方设法地把平坝子连接起来，这些年建的高架桥隧，更是天马行空，弄得抖音上大呼小叫。

大学时在澡堂门口小店喝的山城啤酒，这里变成了金陵干，价格也翻了倍。于是乎，在南京的工厂宿舍里，我突然有点怀念澡堂的时光，就写了一首关于重大的诗：

1999年7月以后/我就再没有去过那里

我常常怀念澡堂/怀念比洗澡更有意义的夜晚11点

当宿舍熄灯时的嚎叫响起/这里就开始像生啤酒泡沫一般涌动...

其实跟那个时代很多工科毕业生一样，我在制造业企业里面做了个技术员，面对着流水线上的白车身、夹具和工人，略显枯燥。当然重大作为老牌工科院校，校友资源还是有的，我所在厂里的机动科，就有一个电机系的老学长。理工男的人际关系总是很简单，我也就去学长家里蹭过一顿饭，借他私人的传真机发过几份传真（考研和跳槽所需的材料）。这位夏工，退休以后就失去联系了，不过我还是会记起他那种带有工程师风格的小骄傲与清高，以及十多年前谈工资就以k为单位的语言习惯——我那时的工资也就一个多k。

我在工厂环境里长大，大学读了工科，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工厂里。虽然后来在南京读了第二所母校（把礼堂留给重大的那所），把南京住成了第二故乡，然后就越来越远离工艺与设备，做管理，做投资，跟人打交道，到如今我也几乎把大学专业给荒废了，但在骨子里，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工科生。

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底色，和融入个人经历的思维结构吧，就像重大二教楼石头上镌刻的“工学院”几个字，不管世事如何变迁，知识与意识如何更新，它总归是你所接受的教育，所经历的生活，和所珍视的价值观。

不过说实话我还是挺适应南京的，待了这么多年，走过这城市的角角落落，甚至对南京比对重庆还更熟悉些了。这座城市平和、敦厚、不疾不徐，就如同少年的重庆走到中年的南京，融汇了百川支流，奔流过三峡河谷，最后沉稳、简单，不惑于心。但无论哪一段人生，少年意气，抑或碌碌奔忙，都有这长江之水在身边流淌，想起重大校歌有一句“障百川而之东”，迢迢千里，堪堪廿年，毕竟还在共饮这一江东流水。

时值重大九十周年校庆，拉拉杂杂写了些琐屑小事，不外重庆、重大和南京的点滴私人记忆而已。校训在耳，愧无所成，惟大江万古不废之奔流，祝母校九秩长青而健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