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于安静确实是生活于扰攘的尘世中人所不易做到的。静不是一味地孤寂，不问世事。我很欣赏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惟静，才能观照万物，对于人间生活充满盎然的兴致。
一年四季，风光各异。春的盎然，夏的热烈，秋的收获，冬得的洁白。笑看花开花落，慢赏云卷云舒。只是，生活总有各种不如意。当被琐事缠绕的生活，不知该如何安放时，又该如何前行呢？
我们总说，生活不易，且行且珍惜。工作生活，稍微一不如意，便觉得天塌地陷。殊不知，美是需要自己去发现的。一花一草，一鸟一虫，这些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在汪曾祺先生看来都是美。他可以于生活细微处，发现各种美好。他随经受各种磨难，依然笑看人生。
他在散文集《花花草草》中写道：看见花开，就会觉得快乐。他认为赏花观草是无用之事，但有了它们，才觉得生活有意思。他告诉我们山丹丹长一年，便多开一朵花，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他能把每一朵花，每一棵树，每一只虫儿都叫得出名字。跟随他的文字，仿佛在山间小路，野花百草中游荡了一圈，又仿佛听见了虫儿鸣叫，看见了“山不雄而甚秀，树虽古而仍荣”的场景。
能写出这样文字的人，一生该是平安顺遂的，否则怎么会有如此的童真童趣？我们不知道的是，他的一生受尽了苦楚，与我们想象的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从来处来，从去处去，一切不过是为了生活。这样的豁达，这样的隐忍，才能给文坛留下无数的美文佳作。
一、三岁丧母，印象模糊
“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
在他三岁的时候，母亲便离开了他。在他模模糊糊的印象里，母亲是因肺病去世的。为了怕传染给他，独自居住在一个小木屋里，甚至强忍住不与汪曾祺相见，也不允许汪曾祺去看望她。这需要多到的忍耐力？母爱的伟大，总是让人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年幼的汪曾祺，根本记不得母亲到底是何模样。从外人的只言片语中，从母亲留下的几卷诗书中，他推测母亲是一个知识女性。他甚至连母亲的名字也不知道，只知道姓杨。
现在的孩子，牙牙学语，就能记住父母的姓名。当他写下“一个人怎么会连自己母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呢？因为我母亲活着的时候我太小了”时，内心该是怎样的难过呢？“人的一生，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之中，艰难辛苦，受尽委屈，特别需要得到母亲的抚慰”，在《我的母亲》一文中，汪曾祺一共写了三个母亲。亲生母亲和第二任继母，不过寥寥数言，只有第一任继母，才列举了一两个事例。
生母是不记得。第二任时，他已经十七岁了，就像他说的，只剩下了尊敬，因为是她陪伴父亲漫长而艰苦的沧桑岁月。对母爱的渴求，不管是年龄几许，成就几何，甚至是否记得，都一样的深沉。
二、对口疟疾加牙疼，受尽苦楚
“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
他曾经衔了一个蜜枣，就接受了手术。别人对此感到不可思议，他甚至没有觉得疼。那是他小时候，得的“对口”，所谓对口，是长在第三节颈椎处的恶疮，因为正对着嘴，故名对口。
这次病痛，让他遇到生理或者心理的病痛时，很少哼哼。他每年还会的一次疟疾。疟疾会引起贫血，肝肾功能，甚至会要人性命。“冷时节似冰凌上坐，热时节似蒸笼里卧，疼时节疼得天灵破，天呀天，似这等寒来暑往人难过”，这首散曲写尽了疟疾的痛苦折磨。甚至有一次，他得了恶性疟疾，发烧到四十度。他没有因为自己有可能要死而大惊失色，只是询问护士需不需要写遗书。估计，这样看淡生死的也没谁了。病未痊愈，便晕晕乎乎的去了考场，考取成功。并且从此后，一年一次的疟疾病菌也彻底摆脱了，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俗话说，也疼不是病，疼起要人命。就连他没有幸免，因为牙齿的问题，受尽了折磨。前前后后数次折腾，方得到一副好的假牙。“凡事都是这样，要能适应、习惯、凑合”，这就是他的处世之道。
三、错判右派，遭受不公
我记得杨绛先生在传记里写过“洗澡”，甚至被剃了阴阳头，各种大会小会，各种检查反思。那个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曾经的岁月也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模糊了。汪曾祺也被划分成了右派，并且是“补课”补上的。他说：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很久。
人不是先知，不知道命运在哪里会转弯。他只是如往常走回家，还是同样的楼梯，同样的墙壁，只是多了些莫名其妙的文字，一切便不一样了。
因为曾经写过的一篇关于义和团的读后感《仇恨·轻蔑·自豪》，于是便被追问“仇恨谁？轻蔑谁？自豪什么？”还有一首《早春》的诗：远处绿色的呼吸。被批判：连呼吸都是绿的了，你都污蔑到了什么程度了？”他只能无语望天，不能辩论，辩论了就上升到了态度问题了。
从此，不间断的写检查，不停的开会，直到定为了一般右派后，他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结束了。在《花花草草》一书中，他写过很多的植物，有一篇《葡萄月令》，详细记述了葡萄的种植，要喷多次的波尔多液，这个技能就是在下放农村劳动时掌握的。另外还有为土豆画画：整薯、剖面，吃过很多品种的土豆。
文化大革命，他是单位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因为有前科。当时贴的大字报是：老右派，新表演。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算是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四、不卑不亢，随遇而安是他的人生哲学
丁玲同志曾说她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儿的。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随遇而安，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但这并不代表他，无所事事，只是浪费生命。相反，他一直再用手中的笔，奉献自己的力量。他自问自答：为什么要写那么多的花花草草，飞鸟鱼虫？只希望现在的孩子也能玩玩这些昆虫，对自然发生兴趣。现在的孩子大都只在玩具包围中长大，未必是好事。
他虽然遭受了不公平，但是依然深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说：没有历史是悲哀的，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猜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
他的文字不卑不亢，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只是娓娓道来，一草一木一叶间，告诉我们好花常有，好梦长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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