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大衣哥朱之文的家门被人踹开了，这件事有点热。挣了点钱的大衣哥，他的乡邻已经全然变成了流氓，盘剥、凌弱、欺负人，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有人感慨，为何现在的农村人，变成了这样？
这件事也传遍了各大自媒体。这次，网络上却少有分歧，网民们空前的团结，对大衣哥那委曲求全的笑容、还有大事化小的无奈表示了同情。
人们都在替大衣哥说话，谴责借钱不还、恩将仇报的村民;然后舆论逐渐蔓延，谴责农村人不再淳朴善良，而变得底层互害、欺负老实人、贪多不知足、冷漠无情……的声音开始占了主流。甚至，有人直批“农村已沦为了道德地狱……”
我是农民，在农村长大。凭心而论，我也觉得现在的农村的民风的确也告别淳朴了。在我刚刚记事时，大约四五岁的样子，有次母亲抱着我去赶集。风大，半路走不动了，遇一骑自行车的陌生人，母亲便托他把我驮到集上放在路口。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到了乡里逢集的路口把我放下，我自己在那等了大半天才等到母亲走过来。现在的人谁敢把小孩交给陌生人？
但是，这种民风的堕落单单只是农村人吗？城里人的道德水平便维持住或者有提高？别的不说，比我小四岁的堂弟就是城里人，八十年代末时，他上幼儿园或小学，可是从来不需要接送的。现在呢？我们来假设大衣哥成名后搬到北京五环内，如果也是一样的对周围邻居借钱来者不拒，邻居的表现能好过山东菏泽单县的朱楼村？我不信。不断索求、得寸进尺是人性使然。
我也是山东的农村人，我们村的几个富裕户肯定比朱之文有钱，但我们村的村民却绝对没有人敢去踹富裕户的大门，也绝对没有人敢借钱不还。当然，能不能借得出钱这要两说。村里的大部分穷人最多也就敢编排点有钱人的“为富不仁”的段子偷偷骂两句罢了。所以，大衣哥那个村绝对是个例中的个例，绝对是反常的。事出反常便为妖。
说到借钱不还，大衣哥很委屈。但是，这种情况却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数十次上百万的数目！对于曾经在工地上搬砖穷怕了的大衣哥来说，他会毫无警惕？我不信。因为即便是借出去的钱，手里还拿有欠条，如果想要回来，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有太多太多的手段。如果对这件事“无奈”，还一再朝外借，要么是他不在乎这点钱，要么就是另有想法。从他一再对媒体表露出的“委屈”来看，显然不是前者。
所以，要么是他不愿意拒绝，要么就是不敢拒绝。如果说原由是后者，你信吗？反正我不信。如果借钱的村民有让大衣哥不敢拒绝的能力，那他们还何必要“借”？何必还要打欠条？
我觉得，这最少也是一个穷怕了的人用借钱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或者是用借出钱不催讨来表现自己的淳朴而已。
好人滥到没边界就容易被剥削，剥削的人连声谢谢都没有，还觉得是应该。能形成这样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现象，也是集体性的表现。可能大家都同情大衣哥，但我反倒觉得大衣哥也离不开这群人，离开了村民的剥削大衣哥咋活呀？他不得寄生在这些村民身上才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嘛！因为剥削能让他感到自己的存在。
没有底线的善良也是一种愚昧。大衣哥自己喜欢当滥好人，也享受当滥好人所带来的一切的一切，这也是求仁得仁。因为，他需要用这些来表现自己的“委屈”，他需要这个形象罢了。
一方面，说的自己好像多么委屈求全:要不是为了你们我过的会更好;另一方面，又感觉这份委屈是心甘情愿的，并且还享受这样的付出，最后他带着知足回家了。所以我有时就想，他到处散播这份“好”是为了啥？我有时也会隐约感到，他内心深处似乎是极度的空虚，而背后也掩藏着一份深深的匮乏。
他很矛盾，一方面说这些人很烦，但一方面自己还很享受这个过程，享受自己树立的好人的人设…所以他是在通过不拒绝别人，而满足自己内心深处某种隐秘而无法抗拒的需求。也许，这就是传说中的“博爱”或者“兼爱”吗？
所以，我认为大衣哥身边那些村民的表现，其实都是他一贯纵容的结果。因为大衣哥的人设就是农民歌唱家，要的就是这个反差感…… 如果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唱成他这样，当然也不错，但是肯定赚不到他这么多关注度……所以大衣哥离不开农村，特别是“生他养他”的那个朱楼村。
大衣哥那么有钱，为什么不搬到城里去住？他借出去要不回来的钱被披露出来的就有一百多万。据我所知，菏泽市普通商品房的房价也不过万来块，他买不起？笑话！有人说，他热爱农村的生活。我更是觉得可笑:他又不是李子柒！我们山东的农村，人均最多也就一两亩地（我们这一口人才八分地），凭大衣哥家那四口人，有六亩地顶天了吧？一年两茬，一茬小麦一茬玉米，往多里说能收成六千斤小麦和六千斤玉米，夏天收小麦种苞米，淌一身臭汗、顶一头麦芒，热成那德性他会对这“恋恋不舍”？秋天砍玉米秸秆，扔没地扔，烧没处烧，“蹲在地里点把火，拘留所里过生活”，你们以为说着玩的？
也就那些把麦苗当韭菜的大仙会向往“田园生活”罢了，他们以为农村都是李子柒呢。我身边认识的农民、农民工可真没见过哪怕一个不向往住楼房的。托档的福、托政策的福、托✘✘主义的福、托改开的福……俺也成功当上了房奴。所以我再次以小人之心来度大衣哥的君子之腹。
大衣哥说，有人威胁他:“如果他敢搬家就扒他家祖坟……”这是二十一世纪，不是大清朝;现在是法痔射会，不是乡绅治理;现在的农村人已成“道德的地狱”，会有人在意祖坟的问题？
洗洗睡吧，一纸诉状就海宴河清的小事，何须“委屈”？何须“无奈”？何须“没有办法”？如果是大衣哥朱之文打官司，会有多少律师上赶着帮忙？非不能也，固不愿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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