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份颇见匠心的语文作业，惊叹。姑录题于此，又搜来该题所及三文，备用。
题：法国人都德、中国人郑振铎和老舍，都写过一篇《最后一课》。现在假设这三人同时走进同一个演播室，请你起草一份采访提纲。
附文：
最后一课
都德
那天早晨上学,我去得很晚,心里很怕韩麦尔先生骂我,况且他说过要问我们分词,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我想就别上学了，到野外去玩玩吧。
天气那么暖和，那么晴朗!
画眉在树林边宛转地唱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普鲁士士兵正在操练。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急忙向学校跑去。
我走过镇公所的时候，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牌前边。
最近两年来，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败仗啦，征发啦，司令部的各种命令啦。——我也不停步，只在心里思量:"又出了什么事啦?"
铁匠华希特带着他的徒弟也挤在那里看布告，他看见我在广场上跑过，就向我喊:"用不着那么快呀，孩子，你反正是来得及到学校的!"
我想他在拿我开玩笑，就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韩麦尔先生的小院子里。
平常日子，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有一阵喧闹，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开课桌啦，关课桌啦，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背书啦……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静一点，静一点……"
我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可是那一天，一切偏安安静静的，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
我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韩麦尔先生呢?踱来踱去，胳膊底下挟着那怕人的戒尺。我只好推开门，当着大家的面走过静悄悄的教室，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脸多么红，心多么慌!。
可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韩麦尔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说:"快坐好，小弗郎士，我们就要开始上课，不等你了。"
我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儿，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打着绉边的领结，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
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
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我吃惊的，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镇上的人，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其中有郝叟老头儿，戴着他那顶三角帽，有从前的镇长，从前的邮递员，还有些旁的人。个个看来都很忧愁。郝叟还带着一本书边破了的初级读本，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
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韩麦尔先生已经坐上椅子，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
我听了这几句话，心里万分难过。啊，那些坏家伙，他们贴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
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难道这样就算了吗?我从前没好好学习，旷了课去找鸟窝，到萨尔河上去溜冰……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我这些课本，语法啦，历史啦，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带着又那么重，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舍不得跟它们分手了。还有韩麦尔先生也一样。他就要离开了，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想起这些，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忘了我挨的戒尺。
可怜的人!
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课!现在我明白了，镇上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在教室里。这好像告诉我，他们也懊悔当初没常到学校里来。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老师四十年来忠诚的服务，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
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轮到我背书了。天啊，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词用法从头到尾说出来，声音响亮，口齿清楚，又没有一点儿错误，那么任何代价我都愿意拿出来的。可是开头几个字我就弄糊涂了，我只好站在那里摇摇晃晃，心里挺难受，头也不敢抬起来。我听见韩麦尔先生对我说: "我也不责备你，小弗郎士，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这就是了。大家天天都这么想:'算了吧，时间有的是，明天再学也不迟。’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唉，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不过，可怜的小弗朗士，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呢。”
"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他们为了多赚一点钱，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到纱厂里去干活儿。我呢，我难道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我去钓鱼的时候，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
接着，韩麦尔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谈到法国语言上来了。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说到这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真奇怪，今天听讲，我全都懂。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这可怜的人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
语法课完了，我们又上习字课。那一天，韩麦尔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每个人那么专心，教室里那么安静!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地响。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但是谁都不注意，连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他们正在专心画"杠子"，好像那也算是法国字。屋顶上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我心里想:"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
我每次抬起头来，总看见韩麦尔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只要想想:四十年来，他一直在这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面前是他的学生;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损了;院子里的胡桃树长高了;他亲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绕着窗口一直爬到屋顶了。
可怜的人啊，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叫他怎么不伤心呢?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在楼上走来走去收拾行李!——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
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习字课完了，他又教了一堂历史。接着又教初级班拼他们的ba，be， bi， bo， bu。在教室后排座位上，郝臾老头儿已经戴上眼镜，两手捧着他那本初级读本，跟他们一起拼这些字母。他感情激动，连声音都发抖了。听到他古怪的声音，我们又想笑，又难过。啊!这最后一课，我真永远忘不了!
忽然教堂的钟敲了十二下。祈祷的钟声也响了。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兵的号声——他们已经收操了。韩麦尔先生站起来，脸色惨白，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
"我的朋友们啊，"他说，"我——我——"
但是他哽住了，他说不下去了。
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
"法兰西万岁!"
然后他呆在那儿,头靠着墙壁,话也不说,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散学了,——你们走吧."
附：
背景资料
一八七零年七月，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九月，色当一役，法军大败，拿破仑三世被俘，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占领了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等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这时，对法国来说，已经变成自卫战争。面对普鲁士军队的烧杀掠夺，法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敌人。这个短篇小说，就以沦陷了的阿尔萨斯的一个小学校被迫改学德文的事为题材，通过描写最后一堂法文课的情景，刻画了小学生小弗郎士和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的形象，反映了法国人民深厚的爱国感情。
最后一课
郑振铎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Ｃ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地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地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地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地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地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罢，”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地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课还要照常地讲下去，一分一秒钟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地讲下去。学生们照常地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地不停地在按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堂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眷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地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地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地嗒嗒地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着异常地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地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１０时３０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立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合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地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一个女生似在低低地吸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天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地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最后一课
老舍
铃声，对一个作惯了教员的，有时候很不悦耳。瑞宣向来不讨厌铃声，因为他只要决定上课，他必定已经把应教的功课或该发还的卷子准备得好好的。他不怕学生质问，所以也不怕铃声。今天，他可是怕听那个管辖着全校的人的行动的铃声，像一个受死刑的囚犯怕那绑赴刑场的号声或鼓声似的。他一向镇定，就是十年前他首次上课堂讲书的时节，他的手也没有发颤．现在他的手在袖口里颤起来。
铃声响了。他迷迷糊糊地往外走，脚好像踩在棉花上。他似乎不晓得往哪里走呢。凭着几年的习惯，他的脚把他领到讲堂上去。低着头，他进了课堂。屋里极静，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上了讲台，把颤抖的右手放在讲桌上，他慢慢地抬起头来。学生们坐得很齐，一致地竖直了背，仰着脸，在看他，他们的脸都是白的，没有任何表情，像是石头刻的。一点辣味儿堵塞住他的嗓子，他嗽了两声。泪开始在他的眼眶里转。
他应当安慰他们，但是怎样安慰呢?他应当鼓舞起他们的爱国心，告诉他们抵抗敌人，但是他自己怎么还在这里装聋卖傻的教书，而不到战场上去呢?他应当劝告他们忍耐，但是怎么忍耐呢?他可以教他们忍受亡国的耻辱吗?
把左手也放在桌上，支持着他的身体，他用极大的力量张开了口。他的声音，好像一根细鱼刺似的横在了喉中。张了几次嘴，他并没说出话来。他希望学生们问他点什么。可是，学生们没有任何动作；除了有几个年纪大点的把泪流成很长很亮的道子，没有人出声。城亡了，民族的春花也都变成了木头。
糊里糊涂的，他从嗓子里挤出两句话来：“明天上课。今天，今天，不上了！”
学生们的眼睛开始活动，似乎都希望他说点与国事有关的消息或意见。他也很想说，好像他们或者能够得到一点点安慰。可是他说不出来。真正的苦痛是说不出来的!狠了狠心，他走下了讲台。大家的眼失望地追着他。极快的，他走到了屋门；他听到屋中有人叹气。他迈门槛，没迈利落，几乎绊了一跤。屋里开始有人活动，声音很微，像是偷手摸脚的那样起立和往外走呢。他长吸了一口气，没再到休息室去，没等和别的班的学生会面，他一气跑回家中，像有个什么鬼追着似的。(节选自《四世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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