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啊税

2000年7月1日，产品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 tax, GST)正式在澳大利亚施行。一夕之间，各种修理费用涨了十分之一。记得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讲价的话，修东西的人往往会说如果不要发票，就会便宜些，因为那样他就不用交税，可以把税的那部分减给你。

所以，看来并不需要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就知道加税会涨价，减税会降价。

当然，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会把常识用比较花哨的方式来表现。

比如，他们会用一个需求与供给体系来说明税收的后果。（下面的理论部分请耐心，花些时间了解一下还是有用的）

需求供给与税收

如图所示，横坐标为产品数量，纵坐标为产品价格或生产成本。向上斜的线IHJ是供给曲线，表示生产越多，每一单位的成本越高。而向下斜的则是需求曲线，表示随着消费的商品或服务量越多，边际效用越低。比如你口渴的时候，喝的第一口水如饮甘霖，第二口可能也不错，但喝多了恐怕就会恶心了。需求与供给决定了市场价格（L）与产出（M）。在价格线LI以上与需求曲线以下的区域表示消费者剩余，是消费者的边际效用超过所付价格部分。而在价格线LI以下及供给曲线以上部分表示的是生产者剩余，是生产者的边际成本低于所售价格的部分。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加起来就是社会的总福利，也就是需求曲线下方与供给曲线上方的区域（一直到两条曲线的交点）。任何低于M的产量，消费者愿意付出的价格（产品的效用）都高于实际生产产品的成本，两者的差异就是社会福利。总社会福利在生产是为M时达到最大。

假如政府要对这个产品收税t，这就相当于把供给曲线向上平移了t。同样的产品，到达消费者手里时的价格要比原来多t。而需求曲线并没有变化，因为消费者的喜好，也就是消费产品的边际效用并没有变化。所以加税后的商品价格和产量都发生了变化。消费者要付出价格A，但生产者只能收到K，两个价格之间的差异就是税收。由于消费者要付出比原来多的价格，所以他们的需求就会减少。同时，由于生产者收回的价格比原来的低，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会减少产量。这样，加税一方面使需求减少，另一方面又使供应减少，市场的新平衡点是产量Q。

这个时候的消费者剩余是新价格线AB上方与需求曲线以下的部分，比原来没有税收时的消费者剩余少了。同时，生产者剩余是新价格线KJ以下与供给曲线以上的部分，也比原来的生产者剩余少。而政府的税收是t*Q，也就是长方形ABJK的面积。这个时候的总社会福利依然是需求曲线下方与供给曲线上方的区域，但只是到新的产量Q(直线QJGDB左侧）。与没有税收时的总社会福利比，加税后总福利少了相当于三角形BJI部分的面积，这少了的社会福利被称为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虽然政府得到了税收收入，但消费者与生产者损失的剩余高于增加的税收收入，从而造成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

上图还表示，政府的税收其实是由生产者与消费者分担的。生产者得到的价格是K，比原来的价格少了KL；而消费者付出的价格是A，比原来的价格多出AL。AL与KL之和正好是税收t。这张图所示AL多于KL，也就是消费者承担的税收部分要比生产者承担的部分高些，这是因为需求曲线的斜率比供给曲线的斜率更高（陡）。用经济学术语表达就是，需求弹性（需求量变化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化百分比）低于供给弹性（供给量变化百分比除以价格变化百分比）。这应当比较好理解，需求弹性低，你就不得不接受高价格。比如被丈母娘押着脖子的准女婿，不论房价多高都要咬牙买下来，形成所谓住房的刚需。与之相反，供给弹性高，意味着企业灵活度比较大，价格不好就少生产。两者想较，缺少弹性的消费者就不得不多负担点税收了。

当然，如果供给弹性低于需求弹性，则情况就会反过来，生产者负担的税收份额会比消费者的份额高些。

上面的图也表明，如果将税率从t减少到t'，无谓损失会减少到三角形CHI的面积。如果一直减下去，当产量超过M时，税收就变成了补贴，生产者与消费者增加的剩余低于政府要付出的补贴，也会造成无谓损失。

所以，不论是税收还是补贴，都会减少社会福利。

再回到需求弹性与供给弹性的话题。如果上面图中的需求或供给曲线变陡到垂直，则加税并不会影响产量与需求量，无谓损失为零（三角形消失为一直线，面积为零）。

当然这是局部均衡模型(partial equilibrium model)的情况，因为虽然加税后生产量和需求量没有变化，无谓损失为零，但消费者用在这个商品上的费用多了，用于其他消费就会变少。同时，生产者得到的价格变少了，那么他的利润或付给工人的工资就会减少，于是个人收入就会减少。由于个人收入减少，对其他消费品的需求就有更大的负面影响。而对需求的影响又同时决定了供给的下降。于是整体福利就下降了。

这就是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所描述的情形了。顺便说一下，有人认为一般均衡的翻译并不准确，比如北京大学经济学家海闻认为应当翻译为总体均衡，而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黄有光则认为可翻译为全局均衡。

但上面这个局部均衡模型还是可以对税收的影响提供一些直观的分析。除了上面说的需求与供给相对弹性大小决定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税收的负担份额外，它也直观说明了对不同的商品、服务或物业收税会有不同的福利影响，因为不同商品有不同的供给与需求弹性。

而对不同税种福利影响的具体估算通常由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CGE model)来完成。经济学用超额负担(excess burden)来衡量某个税种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程度。具体做法是，增加某个税种的税收一元，再把这一元一次性的返还给居民(lump sum transfer)，然后再看居民消费变化了多少。

从经济体中征税一元，再返还一元，表面看来一出一进相抵，对经济没有影响。但其实不然，因为税收对经济有扭曲作用，也就是上面说的无谓损失，所以结果往往是居民消费会减少，尽管他们被补偿了相同数量的一元。

下图是国库部(Treasury)前秘书长Ken Henry领导的课题组，在2008-10年间评估澳大利亚税收体制时，估算的几种税的边际超额负担。这些税涵盖了联邦、州以及地方政府的多种税收。

几种税收的边际超额负担

上图显示几乎所有的税种都会造成福利损失，有的损失甚至高达七成：收一元税，净损失七毛（再提醒一下，这是指补偿了居民同样一元后，居民消费依然下降七毛）。平均来说，经济学家的经验法则是，一元税收会带来三毛钱的福利损失。所以，政府官员们，你们每花的一元钱，实际上等于一元三角钱。相对应的，我们作为消费者，花的是税后收入，一元钱可能会高到相当于税前的两元钱。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想法。

一般来说，CGE模型测算的超额负担与局部均衡分析的方向还是比较一致的，也就是需求或供给弹性越低，超额负担相对也就越低。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认为，一般来说，对不动产征税，社会福利影响相对较小，因为它们的供给弹性低：为什么叫不动产？就是因为它们不会移动嘛，加了税也不会少。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陆克文政府推出矿产资源租金税(Minerals Resource Rent Tax, MRRT)的依据。

想当初陆克文刚上台时，声望如日中天，民意支持度一度达到七成，净支持度（支持度减去不支持度）接近六成。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有所下降，不过由于中国政府紧接着出台了4万亿刺激政策，增进了对澳大利亚原材料的需求，澳大利亚安然度过危机，陆克文的支持度也随之复原。但后来却由于在推行其招牌政策时应对失当，导致支持度一路下滑，最终失去了总理的宝座。

陆克文民意沉浮

2007年工党政府上台后，气候变化政策成为其执政的一大重点。陆克文说，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代所面临的最大道德挑战。经过一系列评估，政府于2008年12月15日发表了关于推行碳污染减排计划(Carbon Pollution Reduction Scheme, CPRS)的白皮书，预计于2010年7月实施。但CPRS的立法计划虽然因工党占大多数而在众院通过，却在参议院遭到联盟党与绿党的左右夹击。联盟党认为它太激进，带来的经济影响太大；而绿党则认为减排的目标定得太低，两党都不支持该法案，从而使其分别于2009年8月13日及12月2日两度遭到否决。

陆克文民意下降伴随着重大事件的发展

但是，宣称气候变化是最大的道德挑战的陆克文却没有胆量利用这个机会宣布双重解散(double dissolution)两院，举行大选，直接将CPRS诉诸民意。反而是在2010年4月27日宣布无限期搁置CPRS。这期间他的民意支持度从六成一路下滑到4成，同时不支持度则一路上升，到4月份时两者几乎相当。

由于以前话说得太满，搁置CPRS并没有挽救民意支持度的颓势，反而使其继续下滑，到4月底时不支持度比支持度高出了近两成。这个时候，陆克文不免病急乱投医，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和民意支持度，使出了一出昏招。

陆克文从刚完成不久的Henry税制评估报告中列出的138项建议中单挑出一条，推出了矿产资源租金税(Minerals Resource Rent Tax, MRRT)。我估计他打的如意算盘是，当时澳洲正值矿业繁荣，矿业公司赚得钵满盘盈，不免让别人红眼病发作，给它们的超额利润加税（是的，一开始就是叫资源超额利润税，Resource Super Profit Tax, RSPT），正好可以转移气候政策立法失败而引发的民怨。但没有想到这却象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对该税的批评铺天盖地而来，陆的民意支持度继续下降，终于在2010年6月24日辞去总理，由吉拉德代替（顺便说一下，当时在背后合纵连横，让吉拉德取代陆克文的权力掮客就是现在的反对党领袖比尔肖顿。三年后他又一次发挥造王者的作用，让陆克文回锅取代了吉拉德）。

不过话说回来，对矿产资源租金收税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矿产资源是不能动的，也就是它的供给弹性较小，加税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也就较小。这也是当时支持MMRT的学者的主要依据。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就指出，虽然矿产本身不能移动，但资本是可以移动的，而矿业是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所以综合下来，矿业生产的弹性并不低，特别是从长期来看。你要是不相信，不妨搜一搜，澳大利亚资源税MRRT一出，加拿大就幸灾乐祸地向国际矿业资本招手，我们这里没有MRRT，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吧。

其实平心而论，碳污染减排计划CPRS也不是一个坏政策。它的本质是排污权交易：确定总排放额度后，允许企业与个人交易排污权。这是一种以市场机制来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办法，比以行政命令一刀切的方式解决污染问题更有效率，也就是成本更低。另一种市场机制是对排污收税，这也是后来吉拉德试图实行的减排措施。诺贝尔经济学奖1991年得主科斯(Ronald Coase)已经证明，在没有不确定性以及交易成本的条件下，这两种政策措施是等价的。

对污染收税，是庇古税(Pigouvian tax)的一种。庇古税涉及到外部性问题。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个人或组织的行为造成的影响不由其完全负责。比如火电厂发电会产生大气污染，但电厂并不需要为造成的污染买单。类似的，某些消费也会有外部性，比如汽车排放尾气所造成的污染，消费者并不需要为此额外付费。这些外部性增加了社会成本。

引入外部性后的需求供给体系

上图表示的是生产存在外部性的情形。企业生产面临边际私人成本MPC，这也就是企业的传统供给曲线。但由于生产带来了外部成本，所以边际社会成本MSC高于边际私人成本。在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均衡（私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处）决定生产量为Q0，价格为P0。但从社会角度看，最佳的市场均衡应当是边际社会成本曲线（或曰社会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也就是生产量为Q*，价格为P*。如何达到这个社会最优均衡呢？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对生产者收费，税率等于边际外部成本MEC。

更进一步地，这些对不良外部性征收的税收可以用来减少其他对经济产生扭曲的税收。这样，在减少了不良外部性（污染）的同时，又可以减少其他税收的不良影响，可谓一石二鸟，所以被称为双重红利(double dividend)。

为什么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碳污染排污交易以及后来的碳税会失败呢？窃以为这反映了民粹主义的虚伪。一提到环境保护，人人拥挤，但等到发现保护环境会付出代价时，则人人恶之。而某些政客们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故意，并不愿意把保护环境的真实成本告诉大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设计上的缺点，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设计的不足。吉拉德政府所实施的碳税（为了掩人耳目，让不喜欢交税的人听起来舒坦些，玩弄文字游戏将之称为碳价），牵涉到电价的调整。具体执行时，允许电力公司在原来电价的基础上按一定比例涨价(markup)。结果，那些原来订购了绿色电能的人反而要比没有订绿色电能的人要多交电费，因为绿色电价比普通电价高，而同比例上涨就使得前者比后者涨得更多。但按道理，绿色电能并没有排放碳污染，其消费者原来交的电费里其实已经内化了一部分或者全部的碳减排成本。碳税的实施应当是让非绿色电能的消费者多交碳污染外部性成本，使其总电费与绿色电能消费者的电费相当，而不是惩罚原有的绿色电能消费者。

当然，好的税制改革政策遭到滑铁卢也不是没有先例，最有名的恐怕是货物与服务税(goods and service tax, GST)的例子。相对而言，GST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税，因为它的税基广泛，加税后各种商品与服务价格同比例上涨，保持它们的相对价格不变，相互之间的扭曲效应因而很小。Henry税制评估报告提到，GST的边际超额负担只有8%（见前图）。

话说1993年又逢大选，工党历经霍克、基廷两位总理，己经执政整十年年，人们喜新厌旧的情绪似乎己经到了爆发的程度。另外，经济复苏的节奏缓慢，更使很多人，包括工党内部都认为大选必输。

而自由党其时由经济学博士休森(John Hewson)领军，以实行广泛税基的GST为主要政见，象胡汉山一样杀回来了(他们的竞选口号就是Fightback)。但休森空有经济学素养，却不会向公众推销。在接近选举日的一次访谈中，名记者Mike Willesee（最近刚去世）问他从店里买只生日蛋糕，实行GST后，生日蛋糕是变贵了，还是变便宜了。休森的回答却让人觉得他连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能明确给出一个答案。最后，当然是自由党落败，让基廷捡了个便宜，赢了一场不可能赢的选举。那场访谈也就以”生日蛋糕访谈(Birthday Cake Interview)“而在税改史上留下了一笔。

三年后，自由党在霍华德(John Howard)的领导下卷土重来，但他再三保证永不(never, ever)实行GST，赢得了三年前本就该赢的大选。可是，到了1998年，霍华德觉得时（脚）机（根）成（站）熟（稳）了，又把实行GST作为大选的主要政见，要用GST取代销售税，并对所有的产品与服务征收。虽然自由-国家党联盟与工党的两党得票率为49.02%比50.98%，但依靠拨票联盟党仍赢了众议院，保住了政府，但参议院却失去了控制权。因此，后来为了让GST法案在参院通过，不得不作些妥协，比如与民主党达成协议将食品免除GST以换取后者的同意。

GST虽然实施了，但却留下了一些尾巴。除了一些产品被免除GST，并没有真正做到广泛税基外，更重要的是，当初联邦与州政府约定，全部GST都返还给州政府，以换取州政府废除一些额外负担更高的税种，比如印花税等。但是，州政府只管收GST分下来的钱，却不愿减少税费，而联邦政府也无能为力。

澳大利亚另一项成功的税收改革是降低关税，这也是符合潮流的做法。如下图所示，有效关税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近40%一路下降到目前的不到2%。

                                       

以降低关税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繁荣了经济，因为进口原材料、机械价格下降，从而减少生产成本，刺激了生产；同时，进口消费品价格下降，又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年纪大一点的同事都感叹现在的纺织品真便宜，他们年轻时出国回来，曾在身上多穿几件衬衫以免多交税。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降低关税虽然也有反对意见，比如汽车进口税一直比较高，降不下来，但一般说来在学界却是得到普遍认可的（所以说是潮流）。但是同样的一部分学者，认可降低关税是好的改革，却拼命反对降低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这是为什么呢？

不过，澳大利亚在发达国家里算得上税收负担轻的。下图列出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所谓的富国俱乐部)各成员国2017年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澳大利亚是第七低的，税收收入只占GDP的27.8%。最高的是法国，税收占GDP的46.2%。难怪法国人民不高兴，黄马甲运动如火如荼。

OECD国家税收负担比较

宏观来说，税收高，即使福利好，也是一种大锅饭。而大锅饭的弊端，稍有点年纪的国人都深有体会。最主要的是高税收有一种反激励作用，形象地说，就是惩罚勤快人，鼓励懒人。法国恐怕就是一个反面教材。

但是，纵向比较，澳大利亚的税收占比却也有节节升高的危险。

澳大利亚税收负担演变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澳大利亚税负比大部分OECD国家低就一心想着我们还有空间继续增加税收，我们应该想着，我们历史上曾经有过更低税收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