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稽大桥不是儒公桥也不是茹公桥

黄潮絮语：以下此文，是熟悉乐山史料的马琦先生写的，他在文中对现存乐山苏稽古镇的石桥“苏稽大桥”进行了明确的辨析。一些喜欢地方文化的同志，在没弄明白的情况下，把《乐山县志》民国本古市乡（现叫水口镇）中的一座“茹公桥”，张冠李戴，強行安装在苏稽古镇（那时叫怀苏乡）的石桥上（详情见乐山县志卷五建置二）。对于一个正在打造旅游古镇的苏稽，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失误，把水口地方士绅罗仕伦出资修建的茹公桥名安在苏稽大桥的名下，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误读，希望乐山文化旅游部门赶紧研究，还苏稽大桥一个正名。

《乐山县志》

《原作者按：苏稽大桥是苏稽古镇标志性的建筑，也是乐山存留至今的最大的古平梁石桥，是珍贵的文物。以下一篇学术性文章，原名《苏稽大桥不是茹公桥》，写于十年前。由于未被乐山文物部门、乐山修志办和其他有关部门知晓，也没有引起乐山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者的重视。使得有关方面在介绍苏稽大桥时，将缺乏历史事实依据、杜撰的“儒公桥”、“茹公桥”说法，或著文，或标识，或导游，或宣传，推销给大众，以假乱真，混淆方志。因此，鄙人将旧作改名为《苏稽大桥不是儒公桥也不是茹公桥》，内容依旧，再次推发。希望引起有关部门和同道学人的重视。》

苏稽大桥

不是儒公桥也不是茹公桥

──评唐长寿《苏稽茹公桥》一文

马 琦

唐长寿在报刊、有关文集中发表了《苏稽茹公桥》（下称“唐文”）、《乐山的古桥》两文（分别载乐山市《三江都市报》电子版，2010年7月15日、2009年11月26日；同载文集《远去的轍痕》，2010年版），并传播于网络。唐文对乐山古桥“苏稽大桥”作了一番“考证”：证明苏稽大桥为“儒公桥”，后改口为“茹公桥”，是清代乐山县一位叫“茹金”的知县建造的。其文不仅观点不能令人信服，而且存在编造论据，杜撰历史的错误。这样的文章散布社会，令人捧腹事小，带坏文风事大。为了去除虚假，校正谬误，笔者觉得有必要就唐文谈点意见。

唐文的体裁为“掌故”（发布于报刊的“掌故”栏目）。掌故者，《辞海》：“①旧制；旧例。”“②汉代官名，掌管礼乐制度等的故实。”《文选•司马相如〈封禅文〉》：“宜命掌故，悉奏其仪而览焉。”马端临在《文献通考·总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说之书，信而有征者得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进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各派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证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故“文献”一词，在他看来是有价值的文字材料。掌故有记录在文献载体之上的，也有口头传说的，两者共同组成了掌故体系。总的来看，有关学者一般都认为“掌故”是文献的一种，具体地说就是历史文献，即文史资料。（注：马端临（公元1254～1340年），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字贵与，一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人。右丞相马廷鸾之子，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著有《文献通考》、《大学集注》、《多识录》。）

可见，我们通常所谓的“掌故”，应该是关于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典章制度的事和传说，有些是有文字记载，有的是口头流传。但是，绝不应该虚构、编造。而唐文恰恰在这一点上乱名，将史实变成随意编造的小品文学。

苏稽大桥建于清代道光二十五年，即公元1845年。桥系平梁桥，所用石条基本上是宽0.55米、厚0.38米、长5.5米左右的细质红砂石。苏稽大桥桥身长92米，宽4米，16座桥墩，加河身泊岸，承载桥梁条石119条，共17孔。苏稽大桥是乐山古代大型桥梁之一，也是乐山市域内现存最长的一座十七孔平梁桥。

苏稽大桥建于峨嵋河上，连接东面的葛老场、沙嘴场与西面的苏稽场，是古代乐山通往峨嵋官道上的一座重要桥梁。但是并非如唐文所言：“从乐山往峨眉山入大凉山区，此桥是必经之地。”真实情况是：乐山进入大凉山经过峨嵋，再通过青龙场（古代），从峨嵋后山翻土地关，进入峨边地界（原凉山地区）。这仅仅是乐山进入“大凉山”的道路之一。乐山经由峨眉山进入大凉山区的主要道路，却另有两条：① 乐山沿大渡河西南向，经沙湾福禄进入“大凉山”，此乃唐代以来的通道。唐代剑南西川节度李德裕领兵平叛就走此道。②由夹江渡青衣江到峨眉山再进入“大凉山”。

另外，唐文又进一步提出：“再说大点，著名的阳山江道上最大的古桥还是苏稽石梁桥。”认为苏稽在阳山江道上。阳山江是古代对今大渡河的别称。唐文是把苏稽大桥所在的峨眉河算作古代的大渡河支流，不管这一判断是否正确，按照唐长寿的逻辑，所有在大渡河流域的道路，通通都应该算作阳山江道。根据这一结论，属于大渡河流域的雅安西部地区，通往大凉山的所有道路也应该属于“阳山江道”。再推而广之，大渡河属于岷江支流，因此，古代从蜀地到大凉山的道路全部都可以称为“岷江道”！此论显然荒谬。乐山到苏稽到峨眉山，进入大凉山。其路线，陆路主要是从乐山出发，渡过青衣江后到苏稽场，然后沿峨眉河的道路到达峨眉山。峨眉河与大渡河之间还隔了一条临江（在古代和当今，其水流量不亚于峨眉河）。苏稽大桥距离大渡河2.5公里，距离青衣江是2公里。那么，究竟应该算作“阳山江（大渡河）道”还是算作“嘉陽驿道（沿青衣江从雅安经洪雅、夹江到乐山的古代官道）”？

唐文又断言：“石料全采用雅安所产雅石”。雅石，就是雅安产的石头？那么，按照这种逻辑，意大利建筑的大理石，米开朗基罗的大理石雕像，石材一定来自云南？

唐文告诉大家：“桥在民国《乐山县志》中有记载：怀苏乡苏稽大桥，距城三十里，道光二十五年建，达夹江、峨眉。道光二十五年为1846年。也就是说，桥始建于距今164年前……桥历时一年建成……”这一段话有编造之嫌。唐长寿将“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认定为苏稽大桥的始建年代，谬也。如果不是未弄懂“成立”的词意，就是以之曲证苏稽大桥是“茹”县官建筑的桥梁。我们只要引用县志原文，一看就明白。《樂山縣志》卷五·津梁：

名称：苏稽大桥；距城里数：三十里；成立年月：清道光二十五年；通达处所：夹江、峨眉；

非常清楚，清道光二十五年是建成的年代。“成立”一词，“成”与“立”同义，是成功建立的意思。《经籍籑诂》卷二十三：“成……成功者。营造之功畢也。”卷一百三：“立，成也。”“立，成功也。”至于接下来，唐文说苏稽大桥的建筑“历时一年”，就属于想当然了。

唐文讲“以前设渡口，来往行人全靠船渡，常有船翻人亡之灾……”此话缺乏根据。道光二十五年建成苏稽桥，能够就此断定以前从未有桥吗？比如，能说现存淩云后山石堂溪处大石桥，建成以前无桥吗？非也。《乐山县志》载：“凌云（乡），大石桥，二里，清道光五年建。通犍为、荣二县。金山寺袁玉亭独立重修，古名青衣桥。”说明建造大石桥前，曾有一座“青衣桥”。大石桥是“重修”的。再如張公桥，《[清•同治]嘉定府志》：“張公桥，县北，古竹溪桥也，上川南道张能鱗重修。”证明现张公桥也是“重修”，建成以前有“古竹溪桥”。今日五通至竹根滩的大桥，上世纪九十年代建筑，此前无桥吗？有，是浮桥。刘邓大军所部进藏前，在竹根滩集训，就是从浮桥通过。峨嵋河苏稽段，平时水流平缓，无危险，难以出现“常有船翻人亡”现象。而涨大水時，桥被淹没很深，根本不能行人，也无船摆渡。所以，唐文所言“船翻人亡”，肯定指平常水位出现的事情（才会有建了桥，没有再发生翻船的说法）。另一方面，我们翻遍有关史料，未见有“船翻人亡”的记载，可知，此场景也是想当然。

唐文说：“当时的乐山县知县为此到苏稽现场办公，决定建石桥一座。”根据呢？

唐文又说：“老百姓自然感谢县大老爷这一德政，县大老爷之名‘儒’，便因其名将桥称为‘儒公桥’”。“后人记作‘儒公桥’ 看来是抱错膀子了。”“因此，今后说到苏稽石梁桥，我们应该记往的就不是什么并不存在的一位名‘儒’的县大老爷，而是一位姓茹名金的知县了。”这又是想当然编造。首先需要指出：唐长寿混淆了“姓”、“名”，把姓与名当成了一回事。姓，[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二》：“人所生也……从女从生，生亦声。”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白虎通曰：姓者、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吹律定姓。故姓有百。按，《詩经·国风·周南·麟之趾》：‘振振公姓。’傳曰：公姓，公生也。‘不如我同姓。’傳曰：同姓、同祖也。昭四年左傳。” 而名，许慎《说文解字·卷二》：“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名，自命也。《祭統》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此許所本也。周禮小祝故書作銘。今書或作名。士喪禮古文作銘。今文皆爲名。”故“姓”与“名”不可混淆，这是普通人都知晓的常识。但是唐文却混为一谈。做学问的人，不知“姓”、“名”之别，要闹大笑话。况且，在《苏稽茹公桥》、《乐山的古桥》两文中，“姓”、“名”之辨，乃关系作者通篇“考古成果”。因为，他引证的“典籍”、“掌故”，没有名“儒”、“茹”的“县大老爷”，只有姓“茹”的“知县”。根据唐文得知，“儒”、“茹”皆是口音，否则，何必费神劳力证明“儒”、乃“茹”之误。老百姓口头上说是“Rǔ公”，为什么一定是“儒公”？如果口音是“儒人”、“儒生”……还可勉强认定为“儒”，但并非如此。而且，老百姓说“儒公”，就是县大老爷，那么，竹溪桥，难道就是以姓竹的县大老爷命名的吗？再，为什么又一定是县大老爷修的，而不是府台大人修的呢？毕竟張公桥就是上川南道布政司参议张能麟修的。唐文是以当今市政建设的组织程序来套古人。并且，县大老爷建了“乐山最大的古桥”，焉有不记载的道理。其他“有功的地方长官”都作了记载，唯独忽视茹金？古代建桥，是积德的善行，谁能拿出钱来（或谁能主持募集到钱）谁就可以召集工程班子修建，根本不用逐级审批，更不用县大老爷“现场办公”。退一万步说，纵然苏稽大桥有“茹公桥”之名，也未必就是茹金所建。《[民国]乐山县志》记载，古市乡（现水口镇）与苏稽之间，有一座“茹公桥”，“咸丰五年建。通苏稽、沙嘴、葛老三场。怀、古两乡绅商罗仕伦等建修。”还记载有一座“苏公桥”，“光绪三十一年重修。此桥係铁索桥。罗仕伦建，大水冲坏，謝镜湖募建。”看看，这两座桥虽叫“茹公桥”、“苏公桥”，但是，皆非姓“茹”、“苏”者修建,都是苏稽、水口（清末民国时期，苏稽属于“怀苏乡”，水口属于“古市乡”）人罗仕伦等建修的。所以，唐长寿的证明方式，明显错误。

茹金修建过桥吗？没有任何记载。那末，怎么能断定苏稽大桥就是他建造的呢？就因为他是当时的知县！如此一来，乐山城所有重要建筑都可以找到建造者，文庙、龙神祠、老霄頂的建筑、大佛寺、烏尤寺……只要查查当时的知县、知府是谁就晓得了。真是堪称考古速成妙法！古代桥梁命名，大概有几种习惯：1、出资者。如凌云乡的“王氏桥”（《乐山县志》：“王氏桥，同治七年建……橋在棬兒凼，凌云鄉人王德一独立修”）；2、主持建筑者，如張公桥为上川南道布政司参议张能麟主持建筑；3、桥梁所在地名、河流名以及附近著名建筑等，比如青衣坝的“青衣桥”；4、以祈福佑之神圣，如“观音桥”、“真武桥”等；5、尊上恭敬，以功能为名的，如“承宣硚”，等。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唐文罔顾历史真实，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任意删减或“创作”史料：为了证明是茹金建桥，竟然剔除与茹金同年先后为知县的范涞清。《[民国]乐山县志•卷八•官师》知县目下载：“范涞清，廣昌監生，二十五年署。茹金，漢陰廰進士，二十五年署。王啟芳，興華舉人，二十六年署。”所以茹金是在道光二十五年，接任范涞清为知县，于次年（道光二十六年）交印与王啟芳离任，只作了一年的乐山知县。同时，根据我们前面所引《乐山县志》记载：道光二十五年，苏稽大桥已经“成立（建成）”！纵然苏稽大桥是县大老爷建造的，而且建造了一年，但是不管算哪头，怎能说是茹金而不是其他两位知县建造的呢？唐文回避历史事实，故意“删除”了茹金前后二位知县，以此为自己观点服务的大胆作派，令人吃惊。

成了笑话 荒诞的解释

唐长寿在“考证”中，采用了逻辑学中编造“论敌”观点的手段。为了证明苏稽大桥是茹金县官所建造的论点，自己先无中生有，先编造一个叫“儒公”的“县大老爷”建苏稽大桥，又伪造出“另有一说，说是苏稽大桥建于咸丰八年”。然后就煞有介事地考证咸丰八年无“知县名‘儒’”；“苏稽石梁桥就不是建于咸丰八年……”于是肯定苏稽大桥，就是乐山县姓“茹”县官建造的“茹公桥”。请看唐长寿数月内发表在同一报刊同一栏目（《三江都市报》“掌故”专栏）上的另一篇“考证”文章《乐山古桥》：“不过，总的来说，桥还是男人建的桥气派，苏稽的儒公桥就是一例。儒公者，主持建桥的县大老爷也。桥建在穿场而过的峨眉河上，是一座石板平梁桥，建成于清咸丰六年（1857年）。”看看，他所驳斥的“儒公桥”一说，原来是自己“生产”的。这种伪造论敌观点的作风，是学术界所不齿的。

通过核查史实，检阅典籍，唐长寿《苏稽茹公桥》一文，是一篇为了标新立异的虚假考证文章。其采用的手法是不顾事实，编造历史，篡改史籍，演“双簧”。这种学风应该受到历史考古界学人的鄙夷。

（唐长寿发表于《三江都市报》“掌故”栏目前后矛盾的两篇文章：

1.《乐山古桥》2009年11月26日

2.《苏稽茹公桥》2010年7月15日）

                                                  写于2010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