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日，由教育总长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议决，小学自初小四年级起开始读经，每周一小时，至高小毕业止，《十四年的“读经”》指的就是这件事。“十四年”，即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读经”，一般指以研究《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为代表的古文经学。
自五四以降，反帝反封渐成燎原之势，然而总有一些复古主义者逆潮流而动，章士钊的这一次崇儒专经就是如此。国事糜烂至此，“读经”真的能够救国吗？或者说，章士钊提倡“读经”意欲何为？且看鲁迅一层层地抽丝剥茧。
“读经”不过是一种欺世手段。尊孔，崇儒，专经，复古，古已有之。古代的帝王将相推崇“以孝治天下”、“以忠诏天下”、“以贞节励天下”，不过是一种愚民手段，不过是为了维护统治的稳固。这其中的“聪明人”只是忽悠别人遵守，自己从中渔利；当然也有些“愚笨人”，说着说着自己也信了。可是，即使这样，古往今来记录在案的忠臣孝子又有多少呢？鲁迅就不由讥讽道，“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
“读经”不能救国。鲁迅以一战为例：一战结束后，中国也自欺欺人地以战胜国自诩，且不说这种战胜国的身份从没得到过西方列强的承认，就是这样自我欺骗式的胜利，也是三十万华工用生命换来的，其中并没有专经复古者什么功劳。“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接下来，鲁迅深入分析，现在崇尚专经复古的都是些什么人呢？第一类是阔人、聪明人，第二类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
阔人其实就是聪明人。鲁迅说，“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也没差别。阔人主张读经，其目的与古代统治者无不同，一样是为了愚民。阔人“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
“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侯，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鲁迅的文字一针见血。很多时候，中国的问题太过复杂，就是像这样的聪明人太多的缘故。这也许就是在当时的时代，鲁迅不赞成青年人读古书的原因。
而真正诚心诚意读经的“笨牛”呢？既然是“笨牛”，他们“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所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不会发生效力，甚至他的读经的主张都不会为世人所知。鲁迅的这一段文字有些尖刻，但也是人生至理。
大多数在鼓吹读经的都是“聪明人”——“阔人”。对于他们，经史典籍不过是愚民或者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他们信奉的是“学而优则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些人和他们的“读经”救不了当时衰弊的中国。而那些真正喜欢读经的“笨牛”，他们当然有权利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在太平盛世毫无问题，只是在那样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时代，这些人于事无补。
据说，黑格尔读完孔子的书后很失望，他认为孔子是一位道德学家，而不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会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鲁迅则认为中国的发展在革故鼎新，在跳出旧有的藩篱，在推翻旧有的封建文化体系，而不在复古。“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 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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