姒启(生卒年不详),也称启、帝启,禹之子,夏朝第二任君王。其母是涂山氏族的女子。
启的母亲是涂山氏,屈原在其《天问》中曾记载“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与涂山氏相遇于台桑,怀孕的涂山氏女生下了启”。
舜以后,王权进一步强化,传说姒禹涂山会盟时“执玉帛者万国”,“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此涂山就是河南嵩县的三涂山,亦即会稽山,正在夏人活动中心地区附近。可见经鲧、禹两代经营,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王权的产生,氏族制度的机关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抛弃,唯继任领袖的人选要经议事会认可的形式尚存。而从妫舜到姒禹正处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各种人才辈出,首先被举为姒禹继任者的是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陶。皋陶先姒禹而死,部落联合体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他是颛顼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费,与皋陶有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曾协助姒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妫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之说,有学者认为他的功绩在首创畜牧业。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姒启作为领袖之子在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无法与益相敌,益很自然的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然而,在益和启的时代,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禹死后,启立即发动了对法定继承人的攻击,夺取了领袖的职位。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有记载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或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还有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总之,斗争很激烈,而几经波折,“叛乱”的姒启曾遭益的有力反击,一度处于劣势,甚至被拘禁,终于因有姒禹的经营和培植,夏后氏根基更深、实力更强,在拥护者的支持下,夏后氏及其拥护者联合起来对益发动战争,终于杀益,使启夺得领袖的权位。启夺得领袖职位后,在今河南禹县举行盟会,通报联合体内部各部落和附近酋邦,争取支持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启有钧台之享。但是姒启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从姒启作新的领袖,从而发生了姒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
有扈氏是当时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酋邦。传说姒禹时就曾发生过“攻有扈”,“以行其教”的战争。战前,姒禹在誓师之辞中说:“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宣告要和有扈氏决一死战,标榜自己不是为了贪图有扈氏的土地、人民、财货,而是代天行罚。还传说:“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这些传说都反映姒禹与有扈氏之战,是一场权力之争。有扈氏以其强大,意欲僭取联合体王权而起兵,所以姒禹伐有扈“以行其教”、“行天之罚”,而且将战争的手段与加强政教的手段结合,最终才战胜有扈氏。姒启伐有扈,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禹伐有扈的继续。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是两强相遇,因而打得十分激烈,但留下的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主要是姒启的一篇战斗动员令《尚书·甘誓》,全文为:“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终于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权力,国家出现了,但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姒启用暴力手段结束“禅让制”后,他的儿子们又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骨肉相残,这就是武观之乱。
在周代文献中,曾将“夏有观、扈”和“虞有三苗”并论,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观则为武观,或作五观。还将他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汤子太甲、文王之子管蔡相比,说“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可证姒武观是姒启之“奸子”。关于武观之乱的经过留下的记载很少,仅见今本《竹书纪年》中有:“(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师师征西河,武观来归。”
他击败伯益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自此,奴隶社会开始,他也是传统上被公认的中国第一个帝王。他一生四处征战,也“荒于音乐和饮食”,最终病死,葬于安邑附近。武则天改国号周时,追尊启为齐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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