姒启（生卒年不详），也称启、帝启，禹之子，夏朝第二任君王。其母是涂山氏族的女子。
启的母亲是涂山氏，屈原在其《天问》中曾记载“禹巡治洪水，走遍四方，一次，偶然与涂山氏相遇于台桑，怀孕的涂山氏女生下了启”。
舜以后，王权进一步强化，传说姒禹涂山会盟时“执玉帛者万国”，“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此涂山就是河南嵩县的三涂山，亦即会稽山，正在夏人活动中心地区附近。可见经鲧、禹两代经营，夏后氏已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随着王权的产生，氏族制度的机关已部分被改造，部分被抛弃，唯继任领袖的人选要经议事会认可的形式尚存。而从妫舜到姒禹正处于社会大发展的时代，各种人才辈出，首先被举为姒禹继任者的是当时曾掌五刑、负责狱讼的皋陶。皋陶先姒禹而死，部落联合体议事会又推举了益，即伯益。他是颛顼和少典氏的后裔，又名大费，与皋陶有一定的血缘亲属关系，曾协助姒禹平水土，有功而受到妫舜的器重，被任命为掌管山泽、调驯鸟兽的“虞”，古文献曾有“益主虞、山泽辟”之说，有学者认为他的功绩在首创畜牧业。所以按照传统习俗，姒启作为领袖之子在议事会讨论继任者人选时，虽被优先提名，但他的功绩与威名无法与益相敌，益很自然的成为议事会认可的法定继承人。然而，在益和启的时代，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禹死后，启立即发动了对法定继承人的攻击，夺取了领袖的职位。关于这场斗争的经过，有记载说：“益代禹立，拘启禁之，启反起杀益，以承禹祀”；或说“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还有说“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总之，斗争很激烈，而几经波折，“叛乱”的姒启曾遭益的有力反击，一度处于劣势，甚至被拘禁，终于因有姒禹的经营和培植，夏后氏根基更深、实力更强，在拥护者的支持下，夏后氏及其拥护者联合起来对益发动战争，终于杀益，使启夺得领袖的权位。启夺得领袖职位后，在今河南禹县举行盟会，通报联合体内部各部落和附近酋邦，争取支持者，以确立自己的统治，这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夏启有钧台之享。但是姒启破坏传统习俗的篡夺行为引起一些部落的不满，尤其是那些实力雄厚，同样觊觎联盟最高权位的部落首领，以有扈氏为代表，公然表示不服从姒启作新的领袖，从而发生了姒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
有扈氏是当时一个强大的部落或酋邦。传说姒禹时就曾发生过“攻有扈”，“以行其教”的战争。战前，姒禹在誓师之辞中说：“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且尔卿大夫庶人，予非尔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罚也。”宣告要和有扈氏决一死战，标榜自己不是为了贪图有扈氏的土地、人民、财货，而是代天行罚。还传说：“昔禹与有扈氏战，三阵而不服，禹于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请服。”这些传说都反映姒禹与有扈氏之战，是一场权力之争。有扈氏以其强大，意欲僭取联合体王权而起兵，所以姒禹伐有扈“以行其教”、“行天之罚”，而且将战争的手段与加强政教的手段结合，最终才战胜有扈氏。姒启伐有扈，在一定意义上可谓是禹伐有扈的继续。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是两强相遇，因而打得十分激烈，但留下的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不多，主要是姒启的一篇战斗动员令《尚书·甘誓》，全文为：“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终于打破了氏族制度下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权力，国家出现了，但对财富和权力的追逐不仅没有结束，而且愈演愈烈。姒启用暴力手段结束“禅让制”后，他的儿子们又发生了争夺继承权的骨肉相残，这就是武观之乱。
在周代文献中，曾将“夏有观、扈”和“虞有三苗”并论，其中的扈是有扈氏，观则为武观，或作五观。还将他与尧子丹朱、舜子商均、汤子太甲、文王之子管蔡相比，说“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有奸子……”，可证姒武观是姒启之“奸子”。关于武观之乱的经过留下的记载很少，仅见今本《竹书纪年》中有：“(启）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观于西河。十五年，武观以西河叛，彭伯寿师师征西河，武观来归。”
他击败伯益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自此，奴隶社会开始，他也是传统上被公认的中国第一个帝王。他一生四处征战，也“荒于音乐和饮食”，最终病死，葬于安邑附近。武则天改国号周时，追尊启为齐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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