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任教清华，到写出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著作《管锥编》，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宗师。
在这期间，各种社会运动频繁展开，知识分子成为被改造的对象。
一开始运动是和风细雨的，后来越来越激烈。
钱锺书夫妇一方面努力适应着新时代的话语和氛围，另一方面静心读书，他们只想远离是非，不被外界所干扰。
用杨绛的话说，只想穿上一件“隐身衣”，“万人如海一身藏”。
因为机构调整，他们的工作单位从清华大学变为北京大学，后来又变成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古典文学组，杨绛在外国文学组。
钱锺书主动放弃了容易惹祸的文学创作，开始专注于学术研究。
他独立完成了《宋诗选注》，主持了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纂工作，还发表了少量学术论文。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钱锺书还参与了《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诗词》英文和德文版的翻译工作。
钱锺书在清华指导的研究生黄雨石，毕业后也加入了翻译小组。
根据黄雨石的回忆：钱先生不看电影、不看戏，似乎除了读书，没有其他爱好或任何消遣的玩意儿。
相关宴会他从未去参加。
他总把时间腾出来用在读书上，从不肯轻易浪费一点点。
在某种程度上，这份翻译工作让钱锺书处于一个更安稳的学术环境当中。
在那个年代，政治的疾风骤雨降临，他和杨绛都被批斗，工资停发，头发被剃，家被抄，后来还被下放到河南的农村参加劳动。
但是，面对这一切，他们从未消沉和沮丧，而是镇定从容，随遇而安。
不管落魄到怎样的境地，他们都会想方设法找书来读，相互鼓励，相濡以沫。
别人看到的是乌云密布，但他们看到的是乌云背后的金边。
他们以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来应对劫难。
1972年，他们夫妻二人从下放的农村，平安回到北京。
可没想到的是，混乱之中，他们的房子被另一对夫妻霸占了，他们只好两家人挤在一起生活。
那对年轻人不懂得尊重老人，还因生活琐事动手打人，钱锺书坚决予以回击，结果双方都受了伤。
最后，钱锺书夫妇只好找到一间办公室，在那里蜗居了整整三年。
其间，钱锺书因感冒引起哮喘，被抢救了四个小时才脱离危险。
因大脑缺氧，造成反应失常，他的手脚和口舌都不灵活，就跟中风了一样。
杨绛竭尽全力照顾了一年，他才慢慢恢复。
就是在这样风雨飘摇的环境下，六十多岁的钱锺书忍着病痛，开始撰写毕生最重要的作品《管锥编》。
他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一切阻力，集中精力写作。
这本皇皇巨著，最开始的素材是五麻袋笔记本，上面所记的内容，是他用近三十年时间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这本书是一座庞大而复杂的迷宫，也是一座包含了中、英、法、德、意等多种文字的巴别塔。
巴别塔又叫通天塔，它的来源有多种说法，最常见的解释是来自《创世纪》里面的故事：
人类想要建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可以通天。
上帝看到后，对人类的虚荣和傲慢勃然大怒，他不想让人类实现这个狂妄的计划，于是把人类的语言分成许多种，让他们无法沟通交流，这样巴别塔就再也建不起来了。
而钱锺书在《管锥编》中所做的努力，正是在弥合不同语言、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试图打通东西方文化的障碍。
这是他的理想，他在青年时期就非常重视对语言的学习，他曾对人谈到学习多种外语的重要性，他说：
“你们有机会饱尝不同的味道，只要你们肯努力去克服这巴别塔的诅咒。”
这本凝聚了钱锺书三十年心血的巨著《管锥编》，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它是一本贯通文史哲的札记体著作，它的论述依托于十部书，包括《周易》《毛诗》《左传》《史记》《老子》《列子》《易林》《楚辞》《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这十本书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它反映了钱锺书从传统的四部分类的角度，去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整体认识。
这本书的主体是用文言文写的，其间穿插着各种语言的注释，光是提到的西方作家和学者就有近千人。
许多引用都非常冷门，让人难以考证。
他为什么要用文言文来写这部书呢？
钱锺书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有独特的韵味和风格，只有用文言文写作，才能精妙而准确地传达那些艺术感受，并保留住它的原汁原味。
如果用白话文来解释、翻译，那么，它的味道和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管锥编》中引用了许多英、法、德、拉丁等语言的文学作品和思想，通过比较这些作品与中国文学的相通之处，钱锺书试图深入探讨文学的微妙艺术感受。
这种比较需要使用文言文和其他语言的原文进行对照，以准确地传达思想。
而钱锺书自己的思考，就隐秘地藏在文言文浩如烟海的一个个细节里，甚至是非常晦涩难懂的。
也正因如此，我们很难从《管锥编》里找到对历史文化的整体判断，或者一套完备的思想体系，而只能看到无数的小结论。
有人批评说，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但是，钱锺书本身就反对，在文学研究中建立庞大的结构。
他认为，所谓周密的思想系统，不一定经得起时间的销蚀，相反，一些零碎的思想片段，或许更有长久的价值。
而《管锥编》正是这样一部由无数碎片构建起来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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