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尊孔孟的儒学社会里，尧舜禹汤一直成为在一般人心中贤德至圣的天经地义的存在。《鹿鼎记》里韦小宝溜须拍马捧康熙为尧舜禹汤，康熙也“谦虚使人进步，恭维使人舒服”。东汉思想家王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社会的两个特点：其一是世书俗说多务虚，而少有系统之考证；其二是诸子著书多托古立言，其结果使人理想化古代，以为一切皆古优于今。在此两股淜滂大风的席卷之下，从先秦时代开始，尧舜禹汤就成为儒者宣扬德化思想被无限美化的圣君。后世纵有新说也“言必及孔孟”用古之旧瓶来装今之新酒。
但是，在此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的美化之中，却留下了逻辑上的破绽，有一位先天口吃，不善于言谈但善于思辨的韩非子发现了其中的破绽。
当帝尧在位之时“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但是在历山一带有农民侵占土地争执，在黄河之滨有渔夫争抢河中间的沙洲，在东夷有冶陶人生产伪劣产品。舜于是先后去干耕种、打鱼、制陶之事，解决了田界纠纷，培养了谦让风气，改善了器物质量。就连孔子也感叹舜“其信仁乎！”。韩非子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破绽：“假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所以舜之救败是尧之所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就像是楚国有人自卖自夸自家的矛与盾一样，不可两得也。
在舜帝之时也是一样，帝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甚至舜所在之地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既然如此，舜帝在位时还是“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
由此看来，儒者所说之圣王与圣治，实只是一种理想，不一定是古代之所实有。王充《论衡》云：“述事者好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儒者称圣泰隆，使圣卓而无迹；称治亦太盛，使太平绝而无续也。”
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都要以“务虚”的方式搬出尧舜禹汤，也就愈发的“太隆”“太圣”了。就像集字典上所有美德于一身的舜帝和他那个可怕的、充满阴谋和杀机的丑恶家庭；好像大禹共用了十三年时间治理的弱水、黑水、黄河、渭水、洛水、济水、淮河、汉水、长江九条大河，看看地图就知这九条河流流域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多大。用十三年时间横跨中国，开山凿洞，斩杀妖兽，难怪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也难怪儒者要把他们描绘成完人、至人、圣人、超人，用迷信来说服人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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